耳提面命的意思
敦慕怀仁
耳提面命，振聋发聩
——深切缅怀汤一介先生
杨柱才/文
汤一介先生于今年9曰9日逝世。闻知噩耗，我心中十分震惊。多年来我通过各种方式不时获知汤先生的身体状况及活动情况，有时也不免为汤先生的身体担心。每当有机会赴京，我都尽可能前往北大朗润园看望先生，见到先生步履轻缓而略无迟滞，言词温润而思路清朗，心下常怀欢喜，原有的担忧随之减淡。然而，汤先生已永远离开了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哀思。
汤先生上世纪80年代已是十分活跃的知名学者。他于1983年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我那时读本科，也曾阅读过。汤先生主持中国文化书院的日常工作，、冯友兰、张岱年等学界耆宿讲论中国传统文化，吸引了全国大批青年学人前来学习，对于文化热的兴起到直接的作用。对此，我只是闻而知之。汤先生于杂志先后发表了关于中国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中国传统哲学的真善美问题、儒佛道哲学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问题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在学界引起热烈的反响。我读研究生阶段及毕业后，常常读到汤先生的大作，感到十分新颖，与通常的著作或论文大不相同，令我产生了报考汤先生的博士生的想法。记得最初写信给汤先生大约在1991年上半年，表达了投身门下，愿有机会深造的想法，汤先生很快回复，表示欢迎报考。1992年春间考试，接着面试，由于汤先生在国外讲学，印象中主持面试的老师只有两位，朱伯崑先生和陈来先生，朱先生问过我关于欧阳修《易童子问》的问题，陈先生则问过我关于二程性论的问题。由于拙于言表，加上内心紧张，我仅仅说出有关原文而已，几乎没有个人表述，效果显然不理想。事实上，这一年录取的是陈鹏。还家之后，我又与汤先生通信，且不止一次。次年再考，面试的场面比上年大得多，汤先生在场，朱先生没有参加，陈先生也在场，还有许抗生先生等几位老师。说实话，我觉得面试未必好于上年。今天想来，其他的问题都不记得了，只记得答出《程氏易传序》“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一句，且这句话平时是记得的，这时竟说不出，急得额头几乎冒汗，还是负责记录的一位老师点了我一下，我才脱口而出，又重复说了一次，竟惹得众先生开怀一笑。很幸运，我被汤先生录取了，与强昱成了同学。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的考试经历，当然主要是出于对汤先生的感激，也在某种意义上叙说进入梦寐以求的学术殿堂的切身经历与体会。
1993年9月上旬进入北大以后，开始听汤先生讲佛教，主要讲解《心经》、《唯识三十颂》，1995年上半年又听汤先生讲《魏晋玄学》。我关于佛教及玄学的知识，主要是听汤先生的课得来的。上课之外，汤先生经常通知强昱和我到家里面谈。记得第一次面谈，就在入学三周左右，无任何题外话，汤先生直接就问毕业论文打算做什么，强昱早就成竹在胸，准备研究道教，以唐代重玄学为研究对象，得到汤先生首肯。我却几乎没有反应过来，临时在脑子里想出宋明理学的几位思想家。汤先生提示张湛《列子注》可以研究，我却表示玄学基础不过关，没有把握承担。汤先生只好说下次再谈吧。我找到张湛《列子注》粗看一阵，过了个把月，强昱与我按通知前往汤先生家，汤先生问我想得怎么样了，我说对宋明理学有点了解，希望做理学研究，如陆九渊或王夫之，汤先生没有同意，还是提出张湛《列子注》可以研究。可是我还是没有把握，觉得张湛注所涉的概念太多且陌生，不敢接受。因而这次谈话仍是没有结果。大概又过了个把月，还是强昱与我一起往汤先生家，谈了几分钟后，汤先生说：“那就做理学的周敦颐研究吧。”我接受了。直到今天，我仍清楚地记得，大约入学不出三个月，我便确定了毕业论文的题目。我觉得真快，可能汤先生还觉得有些慢了。今天想来，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反省我当时的那种脾性与选择，通常情形下我并不是一个很坚持自我主张的人，生活中甚至很容易随从他人的意愿和主张，可是在博士论文的选题问题上，竟与汤先生反复磋商，甚至是执拗，而汤先生以他的开明和虚怀容忍了我的任性。受到汤先生的影响，后来我自己也指导研究生，也十分注意毕业论文的选题环节，在新生入学不久便有意识引导学生尽早确定研究题目。事实表明，这样做确实很有效。
选题确定后，汤先生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我们汇报读书的情况。汤先生出国或外出开会的机会很多，遇到这种情形，面谈间隔的时间就会长一些。但只要一有空隙，汤先生便马上约我们面谈，一般是问最近读什么书，遇到什么问题，有什么进展。我们回答之后，有时也提出一些想法，或提出一时找不到的书籍，向先生求援。记得有一次，我说在图书馆读到李申的《话说太极图》，但库存只有一册，不外借，书店也没有卖，很不方便。我刚说完，汤先生转身就在书架的下面一格抽出了这本书，借给我阅读。我当时心里一惊，汤先生对于如此大量的藏书竟如此的熟悉，想来只有日日与书为伴，且日日读书研究的人才能达到这样的熟悉程度。又有一次，我向先生说起读胡渭《易图明辨》的感受，原来胡渭出身于一个易学世家，很有传承，怪不得他能作这样的书。汤先生听了，也觉有趣，并勉励我“多读点书”。以后，几乎每次见到汤先生，先生总叮嘱我“多读点书”。直至今日，我也未敢或忘，但离先生的期望总是相去甚远。
汤先生常常说他自己很关注“哲学”，而不是“哲学史”，即使面对哲学史的问题，也更多地是从哲学思想方面加以阐发。他讲魏晋玄学，在北大早已是经典的课程，很强调玄学哲学的问题与思想。讲佛教，除了详细解释名相之外，他也同样十分注重佛教哲学的问题与思想。很多学者已经谈到，汤先生很关注一些大的哲学问题，上面提到的范畴问题、真善美问题、内在性与超越性问题就有这样的特色，也包括他后来多次讨论的“建立中国阐释学”问题，实质也是一种关于中国哲学的思想方法与理论方法的探索。尽管汤先生很谦虚地说他自己“不是一个哲学家”，但如果不以哲学体系的周延与庞大为标准，而以对哲学问题的深入思考与哲学思想的长期探索为依据，汤先生无疑是当之无愧的哲学家。汤先生的这种“哲学”思路与倾向，也直接体现于对我们的论文指导过程。强昱后来就不止一次向我谈到，汤先生希望他更多地关注哲学问题，要立志成为一个哲学家。而当我的学位论文完稿时，汤先生看得十分仔细，连年号干支所对应的公历纪年的错误也作了改正，令我悚然。汤先生看过我的全部稿子后说：“我关注的是哲学问题，对哲学史的兴趣不大。”当时不太了解先生这话的意思，也没多问，后来慢慢体会到先生的意思，实质是指我关于周敦颐哲学问题的讨论和阐发不够。当然，汤先生仍然很宽容地允许我参加答辩，也较顺利地通过了。
毕业论文刚刚完成，还在论文送审、答辩之前，我曾对汤先生说过一个想法，觉得朱熹的《太极图说解》（含《太极图解》）和《通书解》很有意思，值得专门研究。汤先生听了我的想法后，说：“现在时间不允许了，今后接着做吧。”后来我的确很关注朱熹的这两个注本，甚至由此转向了朱子学的研究，到今天越发觉得朱熹《太极图说解》简直就是一部道学哲学的概念集合体，需要认真仔细加以研究。想起来，这个机缘仍然是汤先生的指导所赐。由于行动迟缓，我的学位论文好些年不见出版的动静，到2004年才修订出版。在这个过程中，汤先生与诸位师友一直给予了关注和督促。
如所周知，汤先生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导师，也是一位温厚的长者。古人形容老师有“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说法，在与汤先生接触过程中，前两句可能很多人都有体会，后一句别人体会如何，我不知道，我却是有两次深切的感受。1990年代后半期至本世纪初，国内高校申请博士授予权点曾是一件要事，广泛联络与活动成为一种风气。流风所及，我所在的学校哲学系自然也卷入其中，并且于2003年、2005年有两次这样的活动。尽管没有成功，但印象还是较深刻。这里只谈我2003年的经历。这年3月，为了推动博士点申报工作的开展，学校发动相关学科的教师出去活动，我也身在其中。谁都明白，这项活动的重点是在北京，可当时的主事者却自己选择往东北，令我孤身往北京活动。我曾提出异议，不被接受，我只得服从，也冒出个私心的想法，活动之余，可以拜访师友。有一天联系汤先生，不意汤先生住院治疗，我赶往医院看望。汤先生的病情得到稳定，精神亦佳，但看得出，汤先生对我出来跑这事大不以为然。他对当时国内跑博士点的风气未置一词，而是十分严肃地对我说：“你的论文出书了吗？”我答：“还没有。”汤先生说：“要尽快修改出来出版。作为学者就是要著书立说，要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且得到大家的承认。你要做学者就应当这样。当然，如果不做学者，比如说做官，经商，或从事行政工作，可以不做研究，那也是可以的。可是要想做一个学者，还是得做研究。你说对不对？”我赶紧说：“是的，是的。”听了先生的一席话，我的心里震动极大，至今记忆犹新。
另一次受到汤先生严厉训教是在2009年。汤先生、李中华老师主编的9卷本《中国儒学史》，作为北大儒学研究院的一个项目，到2009年4月已进入最后统稿阶段。我承担了宋代部分章节的写作，至此仍有两章没有脱稿，时间很紧，而我手头总有杂务，加上一度心绪很糟糕，几乎难以集中注意力，于是不断拖延时间。我自己也觉得不是办法，可就是精神聚敛不起来。为了书稿的事，汤先生先后给我打了3次电话，最后一次是5月初，从来宽怀优容，从不动火气的汤先生，实在无法容忍，命令我推开所有杂务，课也别上，必须一周内完成并交稿，否则就要将我逐出门墙。我被震得身心俱颤，终于下决心在办公室昼夜奋战，在先生通牒的截止日期前一天，将稿件传给了杨立华。大概立华兄觉得有点奇怪，便问了汤先生怎么回事。这一层，立华兄的文章有传神的记述。
2004 耳提面命的意思 年春节后，我重返北大，跟随陈来先生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汤先生所主持的儒藏精华编正式全面启动，我有幸旁听了一二次会议，后来也做了一点微小的校点工作。汤先生的晚年可谓全部献给了儒藏工程，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有一次在未名湖畔，遇到汤先生与乐先生一起散步，我问汤先生身体安好，汤先生说儒藏正着手落实各部类负责单位及校点人员，工作量大，压力大，晚上也就睡三、四个小时。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只好说先生多保重。如今儒藏精华编已出齐，也足可告慰汤先生的良苦用心。这年9月上旬，我到汤先生家，请先生为我的书作序，汤先生说近期事情很多，可能要到10月下旬才有时间写。又很客气地说：“我能不能只写个短序，张岱年先生晚年写序往往比较短，这也是个办法。”我说好的，麻烦先生简单写个五、六百字就可以了。到了10月下旬，我去取先生所作序，令我喜出望外，汤先生写了近4000千字，完全不是先前说的短序，里面谈了汤先生个人的许多重要看法，对我的书既可补正不足，又有指导性的意见。我由此体会到汤先生处事，哪怕是小事，也是极其认真地对待，不容苟简。这对我也是一个极好的垂范。
我跟随汤先生读书虽只有三年，但汤先生对我的教导却远不止三年，算起来有20余年之久。我一直僻处南方，即使当今信息网络化、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我在学术上的孤立与隔膜之感仍不时壅塞于心，也曾向亲近的师友间或吐露过，倒从未向汤先生说过这个意思，但每次与汤先生的从容叙话无疑增进了我的信心，促使我在学术的道路上不断挨进。回想汤先生的音容与教导，尤其振聋发聩的耳提面命，我怎能不深有忧悲，深有愧疚。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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