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不改色的意思

遭遇警察，可以说是记者在采访现场最常碰到的情况。

突发事件中，记者被警察拦在现场外。负面调查中，记者被警察宾馆查房。深度采访中，记者被警察驱逐出境。可以说，记者和警察是一对天然的矛盾。

原因很简单，能够成为新闻的事件，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都是相关政府部门、特别是主政官员面临的危机。若是人祸，涉及责任追究。若是天灾，会被追查防范措施是否到位，防灾工程是否因腐败而豆腐渣。更何况，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可能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次生灾害”，危及官员的职务乃至人身安全。比如“天价香烟”事件，令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入狱11年。因为在车祸现场笑容满面，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杨达才被挖出拥有昂贵的名表，之后被判入狱14年。

面不改色的意思

所以，遇到新闻事件，“尽快平息”是地方政府和官员理性的抉择。至于平息的方法，“搞定记者”肯定比“搞定问题”简单的多，而警察作为地方政府最方便的合法暴力机器，被用来对付记者顺理成章。

遭遇警察多了，记者应付警察的方法也各有千秋。

曾经有位记者领导，无论遇到什么人谈论什么话题，都能滔滔不绝。明显不靠谱的事情，他可以当确认的事实陈述。明显幼稚的观点，他能作权威状发布。即使上一句话和下一句话毫无联系，也因为他语调的自然顺畅和表情的坚决，让旁人不敢质疑。见多了，我评价他为“满嘴跑舌头”，意思是他的话没有经过大脑，只是舌头的体操运动。

 

然而，观摩他的采访，令我目瞪口呆。在事故现场，他可以让采访对象和警察认为他是权威部门的调查而言无不尽。电话采访公安部门，他可以声称是高层领导，指明对方负责人汇报。功效显著！记得见过他被戳穿谎言，却能够神态自若地换一种说法，依然是假话。

我知道自己无法做到他那样，但获得了很多启示和思考。经过多年锻炼，采访中被警察等有关部门查证身份时满嘴胡说，几乎成为一种强迫症式的本能。

2014年5月10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上万人聚集，反对建设九峰垃圾焚烧发电厂，，事态难以平息。

我是第二天赶到杭州的。医院寻找现场参与者和目击者，临近村镇寻找知情人，相关部门打探事件背景和处理进展，是新闻采访的标准操作。

因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选址地点被警方封锁，我和宗文从后山翻了过去。尽管有当地村民手拿砍刀披荆斩棘带路，翻山越岭仍然不是个简单的事情。穿的长袖衬衫，暴露的脖子被植物叶子划的一道道，满身大汗，浑身刺痒，终于气喘吁吁爬到山顶，眺望开始动工的山坳。

宗文是摄影记者，拍摄到全景已经完成了任务，担心过封锁线会有麻烦，跟随带路的村民原路返回。我为了得到更多信息，下山进入厂区。这里原来是杭州路桥公司的沥青搅拌厂，里面几乎空无一人。我走过采矿点，攀上原料罐，还在办公楼里拍摄了工作记录等资料。其中“采矿权公告牌”显示，这座年生产建筑石料用灰岩90万吨的矿山，高226米，有效期到2014年8月10日。

山坳内还有其他企业，留守着不多的人员，他们对前几天冲突的发展过程都很清楚，我比较轻松地了解到很多细节。一路上，看到数百名武警战士依托高速公路和桥洞等设置了多条封锁线，他们头盔、盾牌、警棍齐备，全副武装静静肃立，警戒严密，禁止人员和车辆进入。但对摇摇晃晃向外走的我，视而不见。

突发新闻报道，最重要的是抢时间，如果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成稿，等下一个发稿周期，很多内容会被其他媒体发表，新闻变旧闻，将是一次失败的采访。当然，如果发稿速度慢于地方政府的公关速度，宣传禁令下达，更是徒劳无功。

所以，这几天我连轴转，现场、医院、村庄、市区，政府、派出所，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突破机会。晚上则约其他媒体记者或本地网友吃饭，希望拓展资源。没想到，5月13日的晚餐，就吃出了事情。

采访时获悉，几位著名的学者恰好来到杭州，本地朋友在西湖边的饭店组织了一场聚餐招待他们。我直接从采访现场赶到，已经稍晚。果然群贤毕至，、文化学者、经济学人，都在国内享有较高的声望，网络达人、企业家等，也非泛泛。然而，诸位正在互相表达久仰之情，人未到全、菜未上齐，一群警察冲入包房，要求检查身份证，随后分车送入不同的派出所。

说实话，满桌名人大家中，无论谁被认为敏感我都不奇怪，坐在派出所屋里，边抽烟边猜测，到底哪位最近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了？

很久之后才有一名警察招呼我，登记姓名职业等。我以为登记完就会放人，随口胡说，自己失业了到阿里巴巴求职，被网友叫来聚餐，稀里糊涂就被抓派出所了。不料警察很认真，详细询问到达杭州的时间、交通工具、到阿里巴巴哪个部门等具体问题。我胡编乱造，收到阿里巴巴网络部的面试通知，今天刚乘火车到达。

我这么回答是有道理的。因为外地敏感人士监控和维稳记者都不是本地警察的分内之事，这些上级临时指派的任务额外增加了工作量，他们也希望能尽快交差。如果我暴露了记者身份，警察必须向上级汇报，工作需要继续甚至加码，双方都平添不少麻烦。特别是，如果遇到纪许光老师那样喜欢把自己做成新闻的记者，可能会有不可预知的后果。所以，这个时候警察一般懒得深究。

然而，这次好像不太一样。追问几遍，看我坚持今天才到杭州找工作的说法，警察脸上露出困惑和发愁的神态。出屋几趟，应该请示去了，竟然拿出一张搜查令搜我的身。再问，我依然说，刚到杭州就直奔西湖边的饭店。

警察又出屋，回来时提着我的背包，从中拿出北京至杭州的飞机登机牌，质问：既然今天乘火车到杭州，为什么会有几天前的飞机票？！

这才知道，警察竟然到宾馆搜查了我的房间。我没回答他的问题，严正抗议，我未犯法，警察搜查我的房间毫无道理，是非法的，我要投诉。

僵持了很久，警察好言相劝，有证据戳穿了我的谎言，就说实话，到底来杭州干什么来了。我除了承认几天前坐飞机来的外，仍然称是到阿里巴巴找工作。

警察看着我，一直很发愁的样子。我也很郁闷，心想，聚餐的哪位犯了多大的事情，连累我一个不沾边的人都被严密查问，不知道会扣留多久，别耽误了交稿截止期。

警察无奈，进进出出好几趟，最终正告我，别想在阿里巴巴找工作了，马上离开，“杭州不欢迎你”。

询问我去哪里准备帮我订票时才发现，已经后半夜，火车汽车都没了。警察说今晚帮我找个住处，，谁知道拉到另外一个派出所，直接锁到了临时羁押的铁笼子里。

第二天上午，那名警察开车送我到杭州火车站，盯着买了去上海的票，亮出警察证件送上站台，看着火车开动。

我则在第一站海宁下车，就近找了个宾馆住下。采访框架基本完成，电话核实了一些细节补充了部分事实，当晚写完稿子发送给编辑。长出了一口气，幸亏没有错过截稿时间。报道名为《余杭垃圾危机》，目前网上还有残留。

后来，多名朋友告知，那晚警方冲散聚餐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当时，垃圾事件是杭州官方最重要的危机，控制和驱离记者是头等大事，其他人被我连累，连顿饭都没吃成。

我对此是有所怀疑的。尽管知道和见识过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对媒体的严防死守，但出动几十名警察，骚扰多位国内知名学者，仅仅为了阻挠一名记者采访，未免太小题大做了。明显的，投入与功效之比不匹配。

况且，这样的操作并没能阻止我发稿。

（杨达才受审照来自网络，其他照片摄影为宗文。） 面不改色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