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已逝的虚构故事，

至今仍引发我们的警醒与反思！

本公号将于每周的二、六连续推出

　　晏樱来了段开场白：

　　“各位朋友，今晚大家能参加我的生日Party，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这是我大学四年的最后一个生日，能结识这么多的好朋友，我很荣幸……”

　　大家对她冗长的“讲演”并不感兴趣，关心的是由谁来作今晚的主持人。

　　“讲演”终于结束了。掌声中，晏樱的目光转向钱亮他们这边。钱亮、马宿草几个人心里都敲起了鼓……

　　“我想请马宿草、钱亮作今晚Party的主持人。”

　　晏樱的话音一落，众人把目光部投向了马宿草和钱亮，不少人眼中明显带着羡慕之色。

　　钱亮、马宿草不由挺起了胸，而朱巍则面带戚容，坐在边上，一言不发。一会儿，他推说身体不舒服，提前退场了。

　　马宿草、钱亮成了逐鹿中的胜利者，然而，事情并没有完结：两个主持人，究竟谁主谁次，谁指挥谁呢？

　　无疑，两个人都想成为第一主持人。端倪很快就暴露了。

　　马宿草首先提议击鼓传花，钱亮不同意，他主张“警察抓小偷”。两人争持不下。还是晏樱过来打圆场：“为了使咱们的节目丰富多彩，两种游戏都举行，先击鼓传花，后‘警察抓小偷’。”

　　击鼓传花开始了，大家在边座上坐成一圈。击鼓者双眼蒙布，，拿根筷子，敲击瓶颈，大伙把一条手绢依次飞快地传下去。

　　如果手绢传到你手里，击敲者恰巧停止敲击，那么你就必须站起来为大家表演节目。节目内容由主持人确定，或唱歌，或跳舞，或学声猫叫……当然，谁都不愿把手绢留在自己手里。

　　钱亮作了一次牺牲者，他站起来，走到圈中间，满怀深情地唱了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随后，“警察抓小偷”：大家仍然围坐一圈，从主持人手中拈阉。阉由主持人事先写好，一个警察，一个小偷，其余作观众。拈到“小偷”者，须向众人眨两次眼睛，大家互相注视，尤其是“警察”更要擦亮眼睛。

　　如果“小偷”眨完两次眼睛，“警察”却没发现，“警察”就要表演节目。“小偷”的两次眨眼，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观众作证，如果“警察”抓到了“小偷”，则“小偷”就要表演节目。

　　马宿草拈到“警察”时，“小偷”的两次眨眼，他全都瞧见了，可他却没有出击，他甘愿受罚——钱亮来了段《月亮代表我的心》，他怎能忍受钱亮一人把心向晏樱展示？他唱了首《情义无价》：

　　 有谁知道情义无价

　　 能够付出不怕代价

　　 ……

　　 什么时候能等到你的温柔

　　 而你已主宰了我的梦…

　　虽然嗓音有些嘶哑，却唱得情真义切。

      游戏结束，吃完蛋糕，接着开始跳舞。方才，钱亮和马宿草打成平手。舞曲一响，两人几乎是同时走到晏樱面前，谁请晏樱跳第一曲舞，谁将占上风。

　　面对同时伸过来的两只手臂，晏樱这下子犯了难，这位搞平衡的高手，实在不知道眼前这根钢丝该怎样走下去。和两个人同时跳，自然不行，和两个人都不跳，也不妥……这时，她呆住了。

　　大家都盯着他们三人看。

　　她只好选择了，将手伸向了钱亮……

　　马宿草如同遭到了雷击，面无表情地僵在那儿。虽然第二支曲子，晏樱主动邀请他跳，马宿草的情绪一直没能振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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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Party之后，晏樱和传播系3位男士之间的关系再也没能摆平：除钱亮外，其他2人明显地疏远了她。

　　而钱亮三天以后，也同样尝到了后果——他的入党重点培养对象的资格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了。

　　这可是毕业前的最后一次入党机会了。他急急忙忙找到鲍副书记，鲍副书记审视了他半天，冷冷地说：

　　“你要检点你的生活作风问题。”

　　钱亮一下子懵了……

　　今年，对老师们来说，是个幸运年。

　　吵嚷了好几个年头的职称评定，11月份就要兑现了。

　　初评从11月中旬开始。按照规定：11月10号前老师们要把科研成果提交系职称评定小组，由系职称评定小组拿出初步意见，提交校职称评定委员会。

　　汀大是个老牌大学，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再者，恢复高考以来，学校的规模翻了两番。按理儿说，教授、副教授的名额也应该成比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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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就是，后起之秀欲晋升职称，除非老一辈退休或中途谢世，方可填补空缺。舍此条件，你就是学问撑破肚皮，也得静候。

　　更令老师们头痛的是，职称评定说不上多长时间来一次，或二年，或三年，或五年六年没个准。碰上了算你走运，碰不上该你倒霉。

　　若是少壮派，焦急归焦急，“十年总能碰上个闰腊月”。若是老者，那就“怎一个急字了得”。譬如，你今年56岁，副教授职称，如果在4年内有一次职称评定，那你就有可能被评为教授，也就可以干到65岁才退休。如果4年内没有职称评定，再干4年就得告老，你这辈子的终极职称也就是副教授了。

　　人人都欲晋职，而名额却有限。这可怎么办？于是，就有了“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之说。

　　“地方粮票”，也就是说，你已经达到了副教授或教授的水平，囿于名额，学校承认你副教授或教授的资格，但不与工资挂钩。你的职称在汀大有效，调出就无效了。

　　“全国粮票”，是国家名额内的副教授或教授。职称与工资挂钩。无论你调到天涯海角，职称一概有效。

　　“地方粮票”实际上等于体育比赛中的安慰奖。不过，在你没有退休以前，它是“全国粮票”的候补。

　　评职称，首先得拼成果，譬如论文多少篇，专著多少本等。再就是拼资历、拼授课水平了。若这些都相若，那就只好拼关系了。有时候也怪，关系反倒比你的授课水平、资历和成果都重要。

　　一场职称评下来，说脱一层皮，决非夸张。

　　即使是脱两层皮，老师们还是要为此而拼搏的。若能晋职，最直接的好处是经济上可以得到实惠，工资立马调整，虽然每月只是增加了几十元，但对于时下被列为“九等公民”“海参鱿鱼认不全”的老师们来说，已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了。

　　这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这是对自己科研和教学能力的一种承认。海参鱿鱼可以不吃，身为人师，水平不高，这一点是令人不能忍受的。

　　今年学校分给传播系的名额是：资格副教授1名，副教授1名，资格教授1名，教授1名。

　　系里共有7人报了资格副教授，23人报了副教授，9人报了资格教授，11人报了教授。

　　本次评职称距离上次评职称，中间已隔5年，很多人早就望眼欲穿了。

　　评定的帷幕还没拉开，已经硝烟四起。

　　首先是解承祚讲师住进了医院。

　　他是郑门的开山大弟子。虽然他刚过40岁，却已经腰弯背驼，两鬂染霜了。

　　解承祚上研究生时，其刻苦，在传播系有口皆碑。说他三载寒窗，不独阅尽了系资料室的全部藏书，且校图书馆中，本专业的藏书，也被他翻了个底朝天。

　　系里的资料员和班上的同学都知道：资料室第三排靠窗的那个座位是他的专座。即使哪次他偶尔去迟了，那个座位大家也帮他留着。很多时候他是带着干粮上资料室的，中午干脆不回去，让资料员把他反锁在屋里。

　　毕业时，仅资料摘抄卡片他就装了满满三纸箱。

　　毕业后，他留校了。他的刻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仍蜚声传播系。每年年终系里的科研成果统计，他总是名列第一。

　　解承祚是被撞伤的。

　　职称评定前夕，他的专著《中西方传播学比较研究》终于出版了。这本书是他自费12000元出的，虽然印数只有450册，但凝聚了他13年的汗水。

　　他在把书从校印刷厂用板车往家拖的路上，被一辆斜刺里冲出来的自行车撞伤了。

　　谁知在医院检查时，除查出他的小腿胫骨骨折外，又査出他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且正处于发病期。

　　医生看了他的病历后，严肃地说：“根据病历上的记载，你应该早就知道你的病情，为什么不抓紧治疗呢？”

　　医生又把脸转向他的夫人承雪琦——汀洲电机厂的翻砂工，一位皱纹过早地爬上了额头、同解承祚一样瘦弱的中年妇女，带着责备的口气说：“你丈夫严重营养不良。你怎么不注意他的饮食呢？”

　　承雪琦眼里含满了泪，疼爱地看着丈夫：“他……他一直把病历……藏着。”

　　“没事的。书已经出来了。咱们今后加强营养就是了。”解承祚执着妻子的手。他倒安慰起了妻子。

　　这本书是他们全家心血的结晶啊！

　　书稿早在6年前就拿出来了。随后他又六易其稿。专家看后一致认为：这是传播学领域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结构严谨，论证严密，论据充足，文笔优美，填补了国内传播学领域的一项空白。

　　但出版社却不愿接受，说：“出这种学术专著，从经济效益考虑，极不合算——曲高和寡，销不出去。”

　　他又连找了几家出版社，竟没有一家愿意接受。好说歹说总算有一家出版社给了答复：“若自费出，我们可以考虑。”

　　看着他日渐增多的白发，承雪琦拍板说：“我们自费出。”

　　自费出书，需要9000元钱。

　　对于一个教员来说，自费出书谈何容易！解承祚各项收人加起来刚过200元，承雪琦因为厂里效益差，每月收入还不足200元。两个人每月不足400元的收人，却要负担5口人的生活：解承祚年逾7旬的老母亲，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和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

　　承雪琦制订了家庭6年规划：6年间，每年存款1500元。为达到这一目标，除保证老人的营养外，家庭其他成员一星期吃一次肉。而每星期难得一次改善生活，夫妻两人又全照顾了两个正长身体的孩子。

　　承雪琦6年间竟然没添一件衣服，她每次回娘家，总是将姊妹们穿剩下的衣服搜罗了来穿。儿女们穿的衣服也是表兄表姐们的旧衣服改的。

　　儿子解甜和女儿解圆很懂事，每逢节假日，姐弟俩就在家属区和学生宿舍区的岔路口摆个饮料箱，一边卖饮料，一边看书，他们要为爸爸的出书“添砖加瓦”。

　　今年年初，总算将出书的钱凑足了。解承祚兴冲冲地前去和出版社接洽，谁知经办人说：“书号费和纸张费全涨价了。需再加3000元。”

　　这犹如当头浇了一瓢凉水：3000元，全家得再节衣缩食2年。再说，到时候没准儿又涨价了。为了这本书，妻子、儿女们跟着受了多少累呀！

　　他心里窝火：求学时的寒窗苦读，从教后的灯下笔耕，十余载来，兢兢业业，孜孜矻矻，可结果呢？他真想一把火把书稿全烧掉。

　　承雪琦再次显示了她的果决：“今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你的书出来！”

　　她回到娘家向姊妹们求助，向姑、姨以及熟识的同事们张口，东挪西借，暑假前，总算凑够了数。

　　书稿交到了出版社，解承祚却没有丝毫的享受劳动成果的快感。相反，他的心情异常沉重。第二本书还写不写？这学问到底能不能再做了？……他欲哭无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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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有人愿意给他提供赞助，他却又不愿意接受。

　　那是暑假里的事。

　　爸爸的书稿交给了出版社，两个孩子乐坏了。解甜拉着爸爸央求道：“爸爸，你不是说书写完后，要带我们上龙泉山风景区玩吗？”

　　孩子们想上龙泉山，已嚷嚷了几个年头了。多好的孩子啊，为了这本书，几年来，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没用过零花钱……

　　“好，爸爸一定带你们去。”

　　两个孩子高兴得一蹦老高。

　　没想到在去龙泉山的船上，解承祚邂逅了上研究生时的同窗倪屹。

　　那是傍晚时分，白日里难耐的酷热已渐渐消去。人们纷纷从闷热的船舱中走出，斜倚在甲板栏杆上乘凉。

　　解甜和解圆也跑到了船尾甲板上。

　　江轮溅起一簇簇跳跃的水花儿，水花儿吸引了一群江鸥，它们倚托着船行时带来的气流，轻快地滑翔着。

　　姐弟俩拿着面包屑，朝飞翔的江鸥撒去。江鸥停止了滑翔，嗷嗷叫着争食落在水面上的面包屑。姐弟俩乐得拍手大笑。

　　姐弟俩的欢乐情状，引起了倚栏赏景的一个大个子青年的注意。他先是饶有兴致地看着姐弟俩嬉戏，忽然，他走到了孩子们跟前。

　　两个孩子停止了嬉戏，疑惑地看着他，旋即欢叫着分别抓住了他的一只手：“倪屹叔叔。”

　　（第十九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