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的硝烟:医改十五年拉锯战

华瑞博远2021-02-17 13:5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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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的硝烟:医改十五年拉锯战


作者:陈晓荣 戴老板


2016年5月11日上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前院长石应康,离开成都国嘉华庭小区8楼的家,来到20楼他的另外一套房子里。这套房子平时由石应康的母亲居住,而此刻母亲访亲去了重庆,屋内空荡无人。他倚着书房的窗台,独自抽了二十多根烟后,踩灭了烟头,拉开窗户一跃而下,当场身亡。


华西医院是中国顶级的公立医院,长期位列全国综合医院排行榜前三名。这家创办于1892年的医院,辉煌时与协和齐名,也曾在80年代一度衰落。1993年,年仅43岁的石应康上任华西医院院长,在之后的20年时间里,他奇迹般地将华西医院推到业务收入全国第一、科研实力全国第二的位置。


石应康主导的“华西模式”,是中国医疗领域的独特风景,被国内其他公立医院纷纷借鉴,巨无霸的三甲医院纷纷开花。在成都、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本该与部属医院具备抗衡实力的省属、部队医院,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同行,都显得发育不良,正是华西一家独大的另一个注解。


有非常之人,才能成就非常之事。石应康在2013年卸任时曾这样总结:“我觉得我还是给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我把华西从盆地带到了海洋。我给团队带来了光明的前景和奋斗的方向。如果是百分制,我给自己打95分。”也许正是这种自信和不羁,让他不擅长给自己留下回旋空间。


于是在卷入西南地区的一连串震动之后,他选择了用极端的方式离开了人世。


不过,石应康留下的遗产,却仍然回荡在中国医疗领域的上空。生前曾为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咨询专家的他,用华西医院这个作品,为正在喧嚣争执方向不明的中国医改指出了一条方向:制造超级公立医院,通过行政资源建立竞争优势,通过集约管理提升运营效率,孵化出体量惊人的三甲医院。


这条道路,一直是医改最高层所忌讳和避免的,但被无数基层三甲医院所拥护,“先做大、再做强”的华西模式已经像蔓延的野火,无人能够阻挡。


高层和基层关于“超级医院”的分歧,折射出中国医疗行业的两个“平行世界”:水面之上,国务院医改方案五大改革任务调门越来越高,帮老百姓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各级领导的首要民生议题;水面之下,资源集中人满为患的超级医院模式,才是每个公立医院院长心中的真爱。


这两个各自狂奔,却罕有交集的世界,呈现给大众的就是两幅完全不同的图景:在新闻联播里,医改成就巨大,6万多亿财政投入、全民医保、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覆盖……而在老百姓眼里:超级公立医院越做越大,医生抱怨收入低工作累,患者抱怨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恶性案件层出不穷……


今日种种,皆是往昔缘结,这一切到底是如何炼成的?答案的寻找,要随着时光轴,倒回到2003年。




1.   医改启程




2003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直接拉开了持续长达十五年的医疗体制改革帷幕。


第一件事是SARS。这种肆虐全中国的病毒,让大江南北人人自危,而举国公共卫生体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查明病源,也无法限制疾病的传播,最后还是香港大学的研究团队率先成功分离病毒。疾病的控制也多亏“老天保佑”,入夏后气温升高病毒活性下降,最终停止蔓延。


这只“黑天鹅”,给飞速发展的中国摁下了超过三个月的“暂停键”,让在朝在野的中国人蓦然发现:医疗卫生投入的长年欠账,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致命缺点。于是,加大对医疗的投入,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在新政府的主导下,政府卫生支出从2003年开始骤然提升。



第二件事发生在江苏宿迁,看似无关紧要却影响深远。2003年前后,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旗之下,各行各业都举起市场经济大旗,加深了自由主义的改革,最为敢想敢做的江苏省宿迁市,在市委书记仇和的主导下,从三甲级别的市医院到基层的乡镇卫生院,全部拍卖处置,一个都没留。


地方的步子迈地如此大,中央有人坐不住了。2003年,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牵头的一项前瞻研究悄然起步,准备为下一个十年的中国医疗体制探索前路。


课题小组在2005年中发布了一个中期成果,痛批宿迁的“卖光”政策,并公开宣布:商品化和市场化取向的中国医改“不成功”。这份由主管部委牵头实施的研究报告,毫不留情地批评自身改革的失败,极为罕见,一时之间舆论哗然。医改,从原来的冷门小众研究,一下子成为了热门显学。


舆论的关注使身负“顶层设计”职责的国家发改委倍感压力,本该在2007年“十七大”前交卷的医改方案,竟是越议越复杂,史无前例地委托了包括国内知名院校、智库和国外咨询公司麦肯锡、世卫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一口气出了9个方案,甚至罕见地向社会大众征求意见,以求周全。


如此“百家争鸣”式的谏言采集,让医改领域涌现出数量繁多的专家,他们往往代表不同的利益,提出各式各样的方案和建议,令人眼花缭乱。但上溯到医改的本源,这些浩繁的派别可以大致分成两派:补供方还是补需方


如前所述,2003年SARS事件之后,中央和地方对医疗的财政投入像开闸的水库,瞬间释放出无数的资源。而一旦增加投入成为共识,钱怎么花就成了大问题:财政资金支付给谁?由谁主导分配?依据什么规则分配?这不是无关痛痒的政治清谈,而是真金白银的利益。


围绕即将到来的天量投入,争论的核心就是新增投入,是该直接进入公立医院,还是通过增加医保投入补贴给老百姓。前者补贴的是供给端(医院),简称补供方,也称为“政府主导派”,后者补贴的是需求端(患者),简称“补需方”,也叫做“市场主导派”。


在这两方的主导下,中国医改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场宛如明朝嘉靖年间“大礼议”般的朝野争论。




2.   朝野礼仪




无论是补供方还是补需方,背后都有雄厚的势力支持,掌握医改关键话语权的中央部委,很早就选边站队,各自摩拳擦掌。


首先是国家发改委:作为医改方案操刀者,发改委希望改革尽快成行,尽快交卷,主张争取更多资源(主要是财政投入和人员编制)倾斜到医改中,既希望增加更多设施设备投入“补供方”,又希望增加医保投入“补需方”,立场摇摆,走中间路线。


其次是卫生部(后改组为国家卫计委):作为公立医院的代言人,坚定要求“补供方”,力推英国国民健康体制(NHS)的公立医院全额供养做法,力主财政包揽公立医院所有支出,将公立医院完全行政化。这是坚定的“补供方”。


接下来是财政部人社部:财政部作为改革的买单方,对于“补供方”所导致预算无底洞保持天然的警惕,坚定支持花钱相对可控的“补需方”方案。而人社部作为“补需方”方案的承接者,希望借助此次改革形成“全民医保”,形成对公立医院的绝对话语权,坚定支持“补需方”方案。


最后出场的是物价部门:在中央,物价管理是由国家发改委的一个司局主管;而在地方层面,物价部门是一个独立的部门。卫生支出无非是政府、患者和医保三方买单,而定价权关系到后两者买多少单,所以地位十分重要。


物价部门十分忌讳提高医疗服务定价,这将造成直接的政治压力和民生拷问,所以多数地区的医疗定价多年维持在低水平不做调整。面对医院的压力,则是寄希望于财政投入增加,以便转移压力,甚至顺势降低定价。从本质上,同情“补供方”多一些。


在医改方案的讨论和制定过程中,这些庙堂上的部委,通过各自支持的学者的研究机构,打了一场“代理人战争”,口诛笔伐,你来我往,好不热闹。


但跟明朝的“大礼议”一样,如果脱离具体的实践环境,议题本身其实无所谓对错。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如果街边有一群穷人整日挨饿,政府深感投入不足,准备编列预算,使这些穷人能够每天吃上三个馒头。现在有两个办法可以做到:


办法A:政府出钱建立救济点,雇人做馒头,原料、人工、管理都由政府买单,做出馒头免费或以象征性的价格分给穷人。这就是补贴给供给方。


办法B:给发给穷人食品兑换券,每日限兑三个馒头,让穷人自己去市场上凭券兑换馒头,商家拿着兑换券向政府换现金。这就是补贴给需求方。


从表面上看,办法A和办法B,都能解决穷人吃不上馒头的问题,但实际上,无论是“补供方”还是“补需方”,都需要一定的前提或必要条件才能得以实施:


补供方的前提,是高度的行政效率,能够自我约束,确保钱投给公立医院之后,巨大的医疗官僚体系能够持续输出价廉物美的医疗服务。简单来类比,就是政府出钱办的馒头店,既要供应充分,也要物美价廉。这么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这话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补需方的思路,则来自于“市场失灵”理论,其本质是创造出一个新的内部市场,使竞争重新有效,但前提是导致市场失灵的信息优势方(医生和医院)不再具有优势,否则市场仍将以另外的方式继续失灵。简单来类比,就是尽管给老百姓发了馒头钱,但如果馒头铺店大欺客,穷人还是吃不上物美价廉的馒头。


最后,这场医改“大礼议”的结果也和明朝那场大礼议类似,论者云云,往往脱离具体实践而空谈理论,以己之长较彼之短,却无视自己的弱点。时光荏苒,十七大后新班子到任,高层视医改为提升民生的切入点,不再等待。终于,在2009年两会前,医改方案审定成行。


历史一再证明,在我们这样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如果没有顶层人物的拍板,任由庞大的行政系统自发产生结果,那么出台的政策往往是部门互相掣肘后的成果。通读2009年医改方案,我们可以看到,文件里最明确的地方,就是花钱,就是投入,但是投入的路径却不尽明确,约束性的关键细节更是欠奉。


2009年医改方案发布后,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财政部副部长表示,近期三年预计的8500亿元新增投入,三分之二是“补需方”,三分之一是“补供方”。然而,这显然是财政部良好愿望,具体的投入结构,还需要通过逐年的预算程序来最终确定。


也就是说,在方案制定阶段,“补供方”和“补需方”并没有通过速战速决分出胜负,真正的投入方向,还要一个一个项目地去争夺,双方由此转入拉锯战。




3.   混沌起步




第一次关键的争夺战,打响在2009年底。


这场遭遇战的核心,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路径。不同于之前的文字之争,此时天量的预算已经箭在弦上,只待投入路径确定,就会源源不断注入干涸已久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账户之中。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是无数人觊觎的对象。


于是一场奇观出现:2009年前后,全国各地久已无人问津的乡镇卫生院,突然开始大规模增加人员,原来空余的编制被各路关系的亲属一一填满。事后看来,还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庙堂有庙堂的争论,基层有基层的智慧,无论“补供方”还是“补需方”谁赢,这些人一定会受益。



用《奇葩说》里一句广告词来总结就是:“你爱行不行,我一路躺赢。”


2009年医改的整体逻辑顺序是这样的:上面市县级的三级和二级医疗机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牵动面太大,不好改;下面乡村医生人数巨大,编制问题一直没有落实,历史欠账太多,也不好改;中间乡镇街道一级医疗机构,自然成为改革出发之地。


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操作指南,就是从看起来相对简单的改革做起。


“补供方”和“补需方”都知道,这是一场关键的前哨战,谁主导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模式,就在将来的主战场——市县大型综合公立医院——占有主导权。两派争夺的焦点,就是2009年医改方案中的一句23个字组成的话:“探索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收支两条线等管理方式”。


所谓“收支两条线”,其实就是变相意义上的全额财政保障,如果成行,就是完全的“补供方”的方案。


据说当年力主“补需方”的部门曾为删除这句话做出了巨大努力,争论一直到文件出台的最后时刻,最后的结果是“补供方”有限让步,同意不删这句话,但要在“收支两条线”前面加上“探索”两字,后面加上了一个“等”字,弱化了政策的指向。


这句23个字组成的话,每一个字背后都是惊心动魄的对决。


中国式红头文件里面的哲学,是一门高深莫测的学问。这其实是中央帝国的一种传统:当一件政策走向争论不休无法定案,就在文字上写的含混不清,留待地方“探索”。但这样的结果往往就是,中央等待地方“先行先试”,地方等待中央“顶层设计”,双方陷入无休无止的循环中去。


此时,“安徽模式”横空出世,打破了双方的平衡,往“补供方”的天平上,压上了一枚重重的筹码。


安徽的医改模式简单来说,就是用“数人头算账”这种极为简单的方式,来计算出需要投入的资金,然后将资金直接核准拨入乡镇卫生院,实施事实上的“收支两条线”,并借此输出“保工资”(提升到事业单位平均水平)和“降药价”(取消药品加价)两项成果。


再简单一点说,就是政府把乡镇街道一级的医疗机构都花钱“养”了起来,试图让老百姓在基层医院解决掉大部分的医疗问题。


安徽虽是中部穷省,但是近40年来不缺“模式”,皖省官场文化擅创新、擅总结,向上输送了很多干部。而这次展现出来的魄力和财力,给海里的人送上一记神助攻,一时间“安徽模式”成为新闻联播的常客,国务院也数次在安徽召开医改现场会,高调在全国推广“安徽基层综合医改经验”。


于是东部省份就没有了等待的理由,而西部省份依靠中央输血,只须复制粘贴即可,短短一年左右,“安徽模式”席卷全国。“补供方”首战全胜,数以千亿计的财政投入源源不断注入到乡镇卫生院之中,共和国历史第一次实现了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包养”。


初战告捷,“补供方”的倡导者们,处在传檄而定的兴奋之中,在此役中立功的官员们也纷纷顺利晋升,而这项失之于简单的运动式改革的后果,要在两年之后才充分显现。




4.   需方反击




2010年前后,“补供方”在地方高歌猛进,但支持“补需方”的强力部门也没闲着,他们制定了一系列的反击方案,在中央层面迅速成行。


首先,全民医保迅速兑现。医保是“补需方”方案的关键承接者,2009年的职工、居民、农民三张医保网还有不少漏洞,大量人群游离在医保保障之外。从2009年开始,投向医保的投入急速增加,成为医改投入增长的主要引擎,带动三类医保实现“应保尽保”,以致相当部分人群出现了重复参保。



其次,放开社会资本办医。引进社会资本的“鲶鱼”,是推进市场化改革屡试不爽的方法。2010年《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一文中,甚至出现了“优先考虑社会资本”这样的文字。但总体来说,社会资本办医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是公立医院掣肘,另一方面是医疗乱象较多。


而此时,“补需方”的对手也送上大礼:“补供方”主导的安徽模式,没运作多少年,就已经走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政策初衷希望产出“降药价”和“保工资”,不过降药价有赖于药品采购权高度集中,从原来的乡镇自行采购集中到全省集中招标,基于大家都懂的道理,药品中标价格越来越高,使基层机构仅有的一点价格优势丧失殆尽。而“保工资”则使基层医务工作者重回大锅饭时代,积极性不足导致基层业务量大幅下滑。


例如,一份安徽省肥西县卫生局的2010年的工作总结中就提到:当年全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住院人数下降57%之多,而跑掉的病人,大都去了民营医院或者合肥市的大医院。而在流感肆虐之时,养懒了的社区医生们竟然连感冒都开始拒诊,刷新了公众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信任下限。


被财政养起来的基层医疗机构,并没有发挥应该有的作用,老百姓用脚投票,涌入大城市的公立医院,让大型三甲医院人满为患。


不过任何决策一旦成为体制的标签,也就意味着获得了体制的保护,只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尽管安徽模式在2011年便在安徽被悄悄叫停,“收支两条线”也最终被安徽省官方于2015年废止。但至少在2011年的舆论当中,安徽仍是全国医改的圣地,继续接受着其他省市的膜拜,以及模仿。


另一方面,“补需方”其实也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全民参保”算是最富成效,成为了三年医改成绩单上最亮丽的一笔,医保也借此成长成为医疗市场上一个极为强势的监管部门,各级医保对公立医院实施简单粗暴的预算约束(有些地区的医保资金支付率低至不足60%)。


而真正富有技术含量、可以帮助提高医疗效率的政策,如门诊报销、护理保险、异地报销、单病种付费、按床日付费等,都进展缓慢,尽管这已经是各国医保的通行惯例,也早已写入了党和政府的工作报告之中。至于“社会办医”和“管办分开”,更是基于自我革命的逻辑,被体制的惰性巧妙地束之高阁。


整个“十二五”期间,医改继续沿着之前三年形成的惯性延续下去,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和城市公立医院改革渐次展开,核心内容仍然是“增加投入”“降低药价”“保障工资”三项,结果仍然是群众缺乏“获得感”(新华社评论),看病继续“难”,也仍然“贵”。


而需方大增的医保、基本公共卫生等投入也效果不彰。作为全世界唯一的“特色”,中国走上了一条供需皆补的道路。按照“补供方”和“补需方”的关注领域,两方面的投入都大幅增长,且始终旗鼓相当,就像两股巨大的水流同时注入水池,一冷一热,最后的结果是效果互相抵消。


“补供方”暗度陈仓,“补需方”隔靴搔痒,蹉跎中,2011-2015五年过去。




5.   超级医院




庙堂的决策在左右互博,江湖上却是另一番高歌猛进的气象:一面是大型公立医院搞大跃进抢地盘,另一面是莆田系医院在野蛮生长。


石应康带领华西医院,为全国公立医院树立了一个跃迁样板,在每个公立医院院长心目中,都有一个“华西梦”,其基本逻辑就是:以公立医院充裕的现金流,优先激励医务人员、升级医疗设施,获得病人再获得更多的收入,实现快速滚动发展,最终成为庞然大物。


当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现在则是“医院学华西”。


于是在石应康即将在华西医院卸任之际,在另一个人口大省河南,一家大型公立医院追随华西走上了狂飙之路,它的起点始于一位名叫阚全程的副院长履新转正,他主导了华西医院的一个完美复制版本。阚全程所在的医院,叫做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郑大一附院的发展史,几乎是华西发展史的复刻,简单来说就是:借助人口大省的病源优势,以引进专家留住本地病人起步,然后提升本地团队医疗技术水平,最后吸引外地病人前来就诊,从大变强,走了一条类似于“贸工技”的临床学科建设之路。



超级医院的崛起秘诀,不外乎有三点:


一是给予医务人员高激励。华西在90年代就对医务工作者实施了内部股份制,而郑大一附院更是开出号称全国最高的医护薪酬,尤其优待护士。对于高端医学人才,更是千金求将,一度传出1000万聘顶级人才的新闻。


二是大手笔投资医疗设施设备。华西的医疗设备水平在90年以后就开始领跑全国,而郑大一附院则在不足6年的时间内,一口气配足了高端影像复合手术室、手术机器人等顶尖设备,并投建新院区将病床数量扩充近50%,使医院硬件水平足以笑傲全国。


三是以充足病源驱动医学研究。由于现代医学极端依赖大量病例的统计研究,有了巨大的诊疗量,就意味着充足的样本,以及更多发现疑难病例的机会,这些都是高质量医学研究的富矿。这进一步吸引着医学人才络绎而来。


郑大一附院只用10年不到,就走完了华西20多年走完的路。从一个在省内还稍逊头筹的二流医院,一跃成为收入过百亿、床位上万张的“全球最大医院”,已经超过昔日的偶像华西医院30%以上。在医疗水平方面,郑大一附院已经跻身全国30强医院,顺利实现了“先做大,再做强”的完美路径。


不过,有江湖就有大哥,有大哥就有比拼。在缔造郑大一附院奇迹的阚全程卸任后不久,北大国际医院、上海国际医学中心、西安国际医学中心等项目纷纷上马,投资动辄数十亿上百亿。做大做强的道路上,新的超级公立医院正在不断刷新人们的想象。


庙堂中的“补供方”和“补需方”激辩之余,蓦然发现,每个地级市都出现了一个“小华西”:医疗资源被进一步中心化,超级公立医院从感冒发烧到戒烟咨询无所不为,周边中小医院门可罗雀,基层医院进一步空心化,患者拥堵到超级医院,进一步加重“看病难、看病贵”。


10年前,收入过10亿就可以称为超大医院了,现在年收入没有个50亿,院长参加全国论坛都很难上主席台。


这是“补供方”和“补需方”所始料未及的。中国的复杂性在于,庙堂上的人有自己的算盘,江湖中的人也有自己的算盘,政府有算盘,医院有算盘,患者有算盘,药厂有算盘,四个人打麻将,都赢钱是不可能的,摁下葫芦浮起瓢,总有一方是最终的买单者。




6.   民营困局




2010年前后,“补需方”的在“补供方”的后院点了一把火,推出了一个史无前例地对社会资本友好的文件(《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并在4年以后,又出台一个《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文件,将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医疗服务,上升到了产业政策高度。


不过,庙堂中寄予重望的良性市场参与主体出现得太晚太少,而所谓“莆田系”民营医院却遍地开花。


1998年,打假专家“王海”对备受诟病的性病游医展开调查,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几千家皮肤病“科室承包”的东家,都来自福建深山中的一个小镇:莆田市东庄镇。而且顶端的实际控制人,更是可以追溯到屈指可数的几个家族,而这几个家族集团的创始人,据说还是师出同一个游医。


莆田系操盘者们几乎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从医学的角度更是门外汉,而他们却极其善于利用市场营销,每一次媒体升级他们都不缺席,从原始的电线杆广告,到电视广告,再到搜索引擎,莆田系都堪称头号玩家。而高企的获客成本,就必然意味着,每位到院患者都必须被狠狠地被推高客单价。


无论医改城头的大旗如何变换,莆田系一如既往奉行闷声发财的生意经,野蛮扩张如野火燎原。一个被广为引用的报道是,在莆田(中国)健康产业总会的成立大会上,大会发言人宣称在全国范围内“莆田籍”医院已占民营医院总数的80%,提供上百万就业机会。


不过每隔几年,总会有一个玩过头的莆系医院惹出祸事,引起全国范围对莆系的打杀,使莆系医院隐藏的更深。继“老军医”和“科室承包”模式渐次被玩残,2016年一名叫作魏则西的年轻大学生的离世,又使“百度推广”模式被曝光,也使莆系资本进入新的“潜行周期”。


最新被曝出来的,是参与基因编辑事件的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它隶属于“莆田系”四大家族之一的林氏家族。


当然,莆系不代表所有的民营医院,民营医院中也不乏武汉亚心、北京和睦家、厦门长庚这样的优秀代表,但他们的发展,始终受制于“管办合一”的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公立医院以事业编制、科研课题、学术地位和行政资源等多重体制,绑定了最核心的医疗资产——优秀专家资源。使民营医院学科发展找不到灵魂人物,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无法完成政策设计者所赋予的重望。多数公立医院的医生,即使待遇提升,也不会考虑跳去民营医院。


一方面,真正优秀的供给太少,另一方面,大量劣质的供给横行,这就是民营医疗机构的困局,也是整个中国医疗供给侧的困局。




7.   尾声




2009年医改政策颁布以来近十年,“补供方”和“补需方”的大礼议,催生了从中央到地方汗牛充栋的各种政策文件,却挡不住体制内医疗资源进一步集中化,也肃不清体制外莆系医院野蛮生长,基层医院难以为继,超级医院不断出现,民营医疗乱象横生。


超过6万亿政府资金投入过后,“补供方”和“补需方”终于达成了一项共识:医改这事,不是光砸钱就可以做成的。


于是,“补供方”和“补需方”中的两个“补”字已经变得不重要。关键是从需方而言,患者应该去哪里看病;从供方而言,医生应该在哪里执业。前一个问题,引发了一场叫做“分级诊疗”的制度推进;后一个问题,引发了一个叫做“多点执业”的政策落实。


这两个关键词,分别成为了最近几年医改的最高频词汇。


从主张上而言,“分级诊疗”政策延续了“补供方”的主张,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引导患者有序就医,遏制大小公立医院苦乐不均的趋势;而“多点执业”政策则更贴近市场化的“补需方”,希望通过打通医生人力资源的流动,破除小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发展瓶颈。


天堂里的石应康如果看到这一幕,也许会莞尔一笑,他在离世前的最后几年,引入风险资本搞了一个互联网医疗产品,主打的就是多点执业,实现分级诊疗。究竟是老人当时已经对华西模式开始反思纠正,还是重新认定了市场力量的重要性,现在已经无从知道了。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补供方”和“补需方”的拉锯战,未来还会延续。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谁输谁赢不重要,我们只希望,那些不必要的拉锯和弯路,能够少一点。


作者简介:陈晓荣,互联网医疗从业者,曾在体制内从事医改工作多年,资深医疗行业观察者,远川投资特聘医疗行业专家。


参考资料:


[1]. 8500亿元医改投入悬疑揭晓,21世纪经济报道

[2]. 北京医改将财政投入重点从养医院转向补医保,新华社

[3].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

[4]. 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5]. 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6]. 新医改样本安徽模式困境,财新《新世纪》



起底多面贺建奎


34岁的贺建奎曾步步为营,将命运牢牢掌握,但盒子打开昭告天下后,此后是否还能一切如他所愿?


34岁的贺建奎以非常规方式站到了“世界级”的聚光灯下:对两颗人类受精卵做基因编辑,除去其中跟免疫系统息息相关的一个基因,然后种回母亲的子宫,让两个女婴出生。


“健康,现在跟父母一起在家生活。”贺建奎对外宣称这两个尚处新生儿期(从出生到第28天)的孩子的状况。


多名科学家站出指责了他的论断:已有多项科研成果交叉证明,被敲除的CCR5基因是人体免疫部队的主力成员,一旦缺失,将提升很多病毒的易感性,比如更容易感染西尼罗病毒、抗黄病毒(由蜱虫引发的传染性脑炎),患流感的死亡率更高,还可能导致心血管异常。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个实验的目的——让婴儿天生免疫艾滋病,更像是噱头而非事实。多位科学家解释,艾滋病病毒分为很多种不同的毒株,被编辑去除这个基因后,两个婴儿只能对其中一种毒株免疫(而且不是中国主要流行的那一种),并非从此就不会感染艾滋病。


11月28日中午,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贺建奎登台发表演讲,在问答环节,他表示,除了已出生的双胞胎女婴,还有另一对参与实验的夫妇也已“可能”怀孕。


所有人都在提问:这种人类实验是怎么通过流程,直到婴儿诞下?


事件发生后,贺建奎任职的大学、他创办的公司,给实验通过伦理审批的医院、深圳市卫计委……跟他有过交集的一切相关人员都迅速跟他撇清了关系。


只有贺建奎知晓答案。


AI财经社经调查梳理发现,整个事件从立项到操作、以及最终的发布,时间、地点、方式全都经过精心缜密的安排。


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在采访了众多知情人后,我们独家还原一个多面贺建奎。

01

贫困县骄子贺建奎


1999年,15岁的贺建奎考入新化一中,这是他的第一个命运转折点。那是当地最好的中学,有上百年历史。他10岁的时候,位于湖南省中部的娄底市新化县就戴上了贫困县帽子,一戴14年,至今仍是湖南省最大的国家级贫困县。


不出意外,贺建奎后来成为了当地和母校的骄傲,如今,也成了当地的争议人物。多位曾与他打过交道的人,向我们还原了贺建奎在深陷话题之前的人生。


从高一开始,贺建奎就在班上长期名列第一,年级排名也保持前几名。班主任周建军对他印象很深,记得他害羞腼腆,说话细声细语,但聪颖过人,对书上的知识点过目不忘。高一他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但由于“他不喜欢当班干部,高二之后就没当了。”周建军对湖南当地媒体回忆。


当时,新化县家庭条件好的小孩都会去娄底或长沙上学,但尖子生贺建奎的家庭条件一般,他父母务农,哥哥在县城工作。


这些都无碍贺建奎对物理的痴迷,他在家里弄了一个简易实验室,寒暑假时候自己捣鼓。2002年,贺建奎高考考出670分左右,全校第二。那一年,北京大学在湖南的录取分数线是665分,贺建奎可以报考北京大学医学专业,但他选了中国科技大学,想去那里读物理,却没能被物理系录取,调剂去了其他专业。


在新化一中,贺建奎被树立为校友榜样。去年12月,新化一中官网专门发文《贺建奎向科技部万刚部长汇报工作》——2017年,科技部部长万钢前往南方科技大学考察,听取的报告对象里就包括副教授贺建奎。


2002年,18岁的新化青年贺建奎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据娄底统计局数据,那一年,新化县的农村家庭人均年收入是1594元。同年,贺建奎的学费是5800元。


来源:新化县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


害羞腼腆、不喜欢当班干部、在新化一中是学霸的贺建奎就这样突然被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家境、各怀绝技的尖子生包围了。


贺建奎延续了自己的聪明和努力。没有被物理系录取,他有些郁闷,但经过一些努力,还是转到了近代物理系。即使在学霸扎堆的中国科技大学,同学眼中的他也是“非常聪明”,聪明的另一面,是“鸡贼”“目的性极强”“极度渴望成功”。


有一次他提前拿到了考试题答案,共享给他人没有被接受,他对此表达了不屑。


说着一口浓浓湘普的他,似乎对人际之间的规则和距离不太介意。有人回忆,对一些他觉得家境不错的同学,有时他会顺手拿走一些零钱或零食,并让对方不要太小气计较。


虽然并非顶尖,但转系生贺建奎在物理系的成绩仍属前茅。他和班里另一位湖南老乡趣味相投,很谈得来。他也热衷运动,常去操场踢足球,并将这个习惯一直保留至今。


后来,他和他的同学们各奔东西。物理系里成绩常年排名前三的同学留守在物理领域,成为学者。与他交好的湖南老乡去了华尔街,钱途光明。贺建奎选择了出国留学深造。


出国后数年,他实现了自己本科时候的论断:如果我能去美国,追的女孩子一定会跟着我。


02

中国留学生贺建奎


许多年后,成名后的贺建奎接受《千人》杂志采访时,曾描述自己对物理昂扬的热情,并很满足地说道“本科四年我享受了物理学带来的‘能量’。”


2006年,贺建奎走出国门,他是带着国家奖学金出去的,这一年,他22岁,外面的世界扑面而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得不考虑到未来的工作方向以及面临的生存压力。”贺建奎对《千人》杂志解释,当时,他发现物理的黄金时代似乎已悄然逝去,生物学正在蓬勃发展,于是,曾身怀满满物理系能量的他毅然转向了生物学。


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生物工程系教授Michael Deem接纳了他。这座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郊的大学是美国南方的最高学府,是一所世界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Deem是这家学校的明星教授,学术能力过硬,频频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支持。


教学上,这也是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教授,除了自己在外开有公司,Deem也经常支持学生的创业。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曾一心要搞研究的贺建奎第一次知道学术与创业可以并行。


有传言说,Deem和贺建奎曾因理念不合分道扬镳。实际上,不知何时,两人又修复了关系。数年以后,贺建奎创办了多家公司,在一段美联社的采访中,Deem承认他在贺建奎的两家公司担任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并持有“一小部分股份”。


不仅如此,Deem告诉美联社,他参与了贺建奎回国后开展的“基因编辑婴儿”项目,当志愿者同意参与实验时,他就在中国。Deem回忆,他曾与贺建奎在莱斯大学一起从事疫苗研究,他认为基因编辑类似于疫苗。


“完全是两码事。”原协和医院教授、基因专家王晨光告诉AI财经社,基因编辑不是疫苗,不论从技术成熟度或对人的影响方面,二者都不可同日而语。


11月27日,莱斯大学发布声明,因为涉嫌参与基因编辑婴儿项目,校方已对Michael Deem教授发起调查。“被开除都有可能。”一位接近Deem的人士告诉AI财经社,对靠捐赠的私立大学而言,声誉是至关重要的。


以上这些都是后话了。在一切发生之前,贺建奎和Deem仍是一对关系不错的师生。那几年,贺建奎过得很不错,除了学业,身为恒大粉丝的他保持了运动,积极参与华人组织的足球赛。


2010年,贺建奎仅用不到四年时间(一般为5年)提前完成了博士学业,从Deem手中拿到了莱斯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


真正让他脱胎换骨的是下一段旅程。


从莱斯毕业后,博士生贺建奎接到斯坦福的橄榄枝。在那里,生物工程与应用物理学教授斯蒂芬·奎克(Stephen Quake)的博士后工作站邀请了贺建奎。


奎克研究集成芯片,将其应用于生物学和医学研究,同时也是基因测序领域的顶级科学家,拥有四院院士头衔。他的另一重身份是10多家公司的掌门人,拥有3家上市公司的控股权,有至少3家公司被收购,总收购价达数十亿美元,是不折不扣的亿万富翁。


“一直到博士毕业,我都沉浸在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中。从没有将科学研究和商业扯上关系,但在斯坦福,我的人生观第一次被真正颠覆了。”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贺建奎回忆,本科时候他从来没有想过创业,他曾认为学者就应该坚守清贫才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


实际上,这种产学研结合,正是斯坦福大学的传统。没有这座学校就不会有硅谷,由该校电机系教授费雷德里克·特曼和时任校长开创的斯坦福工业园区就是硅谷的原型。1951年,斯坦福把部分校园地皮划出来成立斯坦福工业园区,兴建研究所、实验室、办公写字楼等,世界上第一个高校工业区诞生了,它的主要使命是为学校赚钱。


后来,一代又一代斯坦福人成为硅谷创业家,学校向硅谷输送人才,硅谷也反哺学校。


2011年,贺建奎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后工作,但没能取得斯坦福的教职。彼时,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深圳,以高校改革试验品姿态诞生的南方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南科大)方兴未艾,求贤若渴,正面向全球招聘人才,贺建奎与这所大学取得了联系。


后来,南科大主要筹建发起人、中科院院士朱清时去美国招聘人才,与贺建奎见了面。回国后,随着联系日渐增多,朱清时对贺建奎的印象越来越深,“很年轻,很有思想。”朱清时回忆。


2012年1月,经深圳市“孔雀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引进,贺建奎挥别生活5年的美国,来到了南方科技大学。按照一般高校规定,不曾获得教职的归国人才需要经过助理教授、副教授,再到教授的职称评级。但最终,出于培养年轻人成为领域翘楚的考虑,朱清时决定破格聘请贺建奎直接担任副教授,在生物系任职。


那一年,贺建奎28岁,是身披光环的“史上最年轻副教授”。在5年的美国生涯中,10年前的新化县骄子已经获得了新启示:科学能转化为财富,财富和科学可以共融。


在建校之初,南科大就对外公布目标:2049年比肩斯坦福。拿到offer的贺建奎应该觉得开心,曾在斯坦福被颠覆人生观的他虽没能在那里获得教职,但有同样产学研理念的“中国斯坦福”拥抱了他。



03

商人贺建奎


朱清时曾对贺建奎和盘托出自己的治校理念、鼓励学者创业的蓝图,并承诺支持基因测序产业化,还会给予政策和经费等方面的支持。


但2012年,他是南科大生物系生物信息专业唯一的老师,带着这个专业唯一一位本科生。这样的工作,对精力旺盛、一心要干番事业的副教授贺建奎而言是寂寥的。


美国影响很快凸显,贺建奎开始与留学期间的资源联系。他首先找到了自己的在莱斯大学的博导Deem,建立了贺建奎和Deem联合实验室,即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实验室。


2012年7月,深圳市瀚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这是一家以生物技术开发与基因检测技术开发为主的公司。这一年,他的博士后导师奎克的基因测序公司Helicos Biosciences因生产成本过高申请破产。瀚海拿到了Helicos公司的技术,奎克本人也成为瀚海的首席科学顾问。


贺建奎曾对《千人》杂志介绍:“我们公司的创始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8岁,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于美国、欧洲这些海外高校的精英,他们就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也不都是欧美资源,从科研象牙塔里迈出一只脚的贺建奎同样接触到了本土力量。2012年,基因测序行业正处朝阳,一些资本闻风寻来,其中一个人叫做林志通。


据叩叩财讯报道,2013年,贺建奎与林志通认识,一个学者,一个医疗产业的投资商,双方开始了长达5年的合作。


企查查显示,林志通共有6家关联企业,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是其中之一,林志通在这家医院持股8%,是这家莆田系医院唯一的自然人股东,还曾担任这家医院的总经理。他最近一次出现是在11月26日,在美联社的镜头面前,他陪伴贺建奎一同出镜接受采访,宣布了基因编辑婴儿露露和娜娜诞生的惊天消息。


消息公布后,上述医院被曝出通过了该实验的伦理审查。离奇的是,院方随后表态对此事毫不知情,审查书上的7个签名的主人也表示没有签署过,说签名可能是伪造。


林志通曾在贺建奎的瀚海基因任董事,而他的另一身份是正威国际集团(下文简称为正威)医疗事业部的负责人。有趣的是,这个身份指向的不仅仅是正威同贺建奎的瓜葛,更将正威与南科大的深厚渊源一同揭开。


2014年1月,南科大与正威签订了一份战略合作协议,成立“南科大正威产业投资基金”,学校获500万元捐款、1亿元技术产业投资基金。这是南科大建校以来收到的数额最大的一笔捐款,这次合作也被挂在了学校官网的“大事记”上。


签约仪式上,正威创始人王文银表示,之所以选择南科大,是被朱清时进行高校改革的精神和所作的改革实践所感动。时任校长朱清时则称,“基金的具体用途和走向还需好好商量。不过总的走向就是支持原创性科研,并实现科研成果的逐步产业化。”


在“科研成果产业化”的问题上,正威与南科大一拍即合。王文银还透露,1亿元的投资基金是根据南科大科研项目的需要来划拨的,“遇大则大,遇小则小,可以分批次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一次性到账。”


此后,在2015年到2017年南科大的招生报道中,常常提及学校设立有“正威奖学金”。


就在南科大接受了这份“有史以来最大的捐赠”的第二年,2015年,贺建奎的科研和商业开始出现转折点。


科研上,贺建奎开始产生“基因编辑婴儿”的想法,他跟美国相关人员透露了自己的计划,很多美国专家成为他的咨询对象,他的博导Deem也在这个时期出现在他的两家公司的咨询顾问名单上。“在中国志愿者参与项目的时候,美国的一些观察者也参与到这个实验中来。”11月28日午后,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贺建奎告诉公众。


商业上,2015年,贺建奎的瀚海基因研制出“亚洲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单分子基因测序仪”,这一年年底,瀚海基因与莆田系的和美医疗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据当时媒体报道,和美医疗计划于中国推进及扩展体外人工受孕(“IVF(试管婴儿)”)业务,与深圳瀚海制订及实行先进的遗传基因检测业务。


名声接踵而至。这一年,贺建奎还入选广东省“特支计划”百千万工程青年人才。


2016年3月,贺建奎第二家重要的公司——深圳因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接下来,贺建奎马不停蹄,先后成为9家公司的高管,也成为南科大“产学研”治学理念的代言人。南科大一位负责人在对AI财经社提起贺建奎时,倍感自豪。


工商资料显示,贺建奎的公司中注册资本最高的是深圳市南科生命科技有限公司,达到6666.66万元人民币,贺建奎是这家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45.5%,另外两大股东分别是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服务中心,持股30%;深圳市南科大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4.5%。



2014年,南科大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该公司称为南科大管理经营性资产的独立法人单位,是南方科技大学旗下的全资子公司。


如果要对标斯坦福,南科大的道路实属坦荡。1891年,作为私立大学,斯坦福由斯坦福夫妇出资建立,但2年后斯坦福先生去世,资产被冻结,大学也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度过一段极为艰难的时期后,斯坦福夫人努力将资产解冻并全数卖掉,所得钱款全部投入大学,才得以维持运作。


南科大则要幸运很多。在经济发达的深圳市,当地政府一直想要办成一所世界顶级的大学,从南科大筹建阶段,就给予了大量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办学之初,深圳市政府斥资拆迁腾出校园用地,还拨款十数亿帮助南科大聘用教师、添置器材等。


其后,南科大人才队伍逐步完备,南科大也在产学研道路上加速奔跑。


据南方网报道,南科大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汤涛曾表示,南科大创新体制机制,鼓励教授创新创业,支持教授每周有一天在校外从事成果转化工作,明确教职工可以获得以职务发明成果及技术作价入股企业进行转化收益的70%。通过和教师共同发起成立公司,南科大实现了科技成果市场价值近8亿元。


汤涛还称,南科大注册成立的高科技项目公司中,包括6家孔雀团队科技公司,贺建奎是其中最核心的成员。


整个2017年都是贺建奎的高光时刻。1月,他入选“千人计划”;3月,瀚海基因核心产品测序仪有50台预付款到账;7月31日,瀚海基因举办成果发布会,宣布“我国自主研制可量产第三代基因测序仪在深面世”。贺建奎在那场发布会上介绍了自家的测序仪,称它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亚洲第一,世界领先”,“占据了基因产业的创新制高点。”


中科院院士陈润生、原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于军高度评价了这一成果。贺建奎的博导Deem出现在那次发布会上,博士后导师奎克则和Deem、美国俄亥俄大学博士Bill Efcavitch、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北京大学讲座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陆祖宏一起出现在瀚海的科学顾问名单上。


少有人知道,在发布会的前几个月,一项针对人类的基因编辑实验正在进行。


04

新闻红人贺建奎


2017年2月19日,贺建奎在个人博客发布文章“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安全性尚待解决”,在文章结尾,他指出,“不论是从科学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考虑,没有解决重要的安全问题之前,任何执行生殖细胞系编辑或制造基因编辑的人类的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2017年3月7日,贺建奎向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提交申请,表示要对人类胚胎的基因做编辑。7人在文件末尾签名表示同意开展这项临床研究。



2017年3月,贺建奎团队找到白桦林全国联盟(以下简称白桦林),这是国内最大的艾滋病感染者互助平台。白桦林负责人白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对方以“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的身份与他取得联系。


按照贺建奎团队的要求,招募男方HIV阳性,女方健康的夫妻——这种组合的夫妻,本来就可以平安诞下不感染艾滋的婴儿,为何还要做这项研究?白桦曾问贺建奎,贺的解释是,想单纯从基因编辑的角度出发解决艾滋传播后代的问题。


2017年5月左右,白桦林开始发布招募信息。得知可以免费生下健康宝宝后,200对夫妇报名,50对夫妇符合条件,被移交给贺建奎团队。


2018年2月1日,南科大副教授贺建奎开始停薪留职,根据他的申请,这段时期将持续到2021年1月。在接受《千人》杂志采访时,贺建奎表示学校非常支持他的创业工作,因此批准他可以停薪留职,期间他不用讲课、不用参加任何会议、不用做一些公共服务工作,但可以保留实验室,招收研究生、博士生进行科学研究。


就在停薪留职期间,贺建奎团队让20对夫妇加入了那项研究,最终7对参与了实际胚胎移植。他们签署了一份知情同意书,该文件上写明此次项目负责人为贺建奎,研究经费来源为南方科技大学。


2018年4月19日,瀚海基因宣布完成2.18亿元A轮融资。


在瀚海基因的商业计划书中,其2018年的销售额为3亿,是前一年的3倍,利润总额也从去年的600多万提升到9880万——毫无疑问,2018年这一年对瀚海基因来说,是其商业化中极其重要的一年。按照这份计划书,瀚海想在明年9月获得医疗器械证,2020年1月获得生产许可证。


研究经费来源


一切迹象都表明,那场轰动世界的爆料极其缜密,有备而来。


2018年11月8日,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临床试验在中国临床试验中心补注册,此时,他的实验已经秘密进行了1年零8个月。


11月23日,贺建奎作为共同作者的一篇论文在基因编辑同行评审期刊《The CRISPR Journal》上发表。这篇论文提出基因编辑临床应用的5条伦理原则,包括“同情有需要的家庭”“只服务于重大疾病,不虚荣”“尊重(经过基因编辑的)孩子的自由”“基因不能定义一个人”“每个个体都值得被治愈,远离基因疾病”。


在另外4位共同作者中,一位名为赖安·费雷尔(Ryan Ferrell)的人也参与了这项实验的相关工作,他是美国专业的公关人士。


11月25日,贺建奎在YouTube上传一段中英双语字幕视频,他本人出镜演讲,宣布“有两个可爱的小女孩几周前诞生了,她们的名字叫露露和娜娜,现在她们和妈妈葛女士和爸爸马先生一起平安出院回家……”


11月26日,贺建奎接受美联社采访,向媒体公布了这项研究。同一天,Deem也接受了美联社采访。这天下午,YouTube上又增添了4条贺建奎团队的视频。


此后全球舆论哗然。


中外学界从未如此统一反对一项实验。学界认为,该实验在技术上无创新,属于他人发明已久、门槛极低的常规技术;两位实验对象需承担的风险也远大于收益。


贺建奎所用的基因编辑技术的两位发明者先后发表声明,双双反对将该技术如此使用。其中一位华人科学家、该技术的专利拥有者张锋表示,他支持叫停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


深圳卫健委、深圳市伦理审查委员会、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瀚海基因公司、南方科技大学……与贺建奎曾息息相关的各方先后在第一时间发布了声明,与贺建奎的这项实验撇清了关系。曾被允诺在停薪留职期间保留的办公室也被查封。甚至在他的纯真年代——本科时期的中国科技大学校友群里,也有人在探讨研究如何将他从校友中除名。


11月28日,香港大学的报告厅里,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回答其他科学家的提问。在面对伦理争议的问题时,贺建奎称没有料到这件事会引发社会如此大的关注,因为据他了解英美已经有类似的实验在进行。


28日晚间,国家卫健委和科技部表态,科学研究和医疗活动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进行,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



他曾精心安排,悉数打点,在团队里安排好美国公关专家,选择在境外、学术大会前夕、选择一家外媒发布消息,并事先录好有关宣传视频。AI财经社多方了解到,已有数家资本表达出对贺建奎团队的兴趣。


34岁的贺建奎曾步步为营,将命运牢牢掌握,但盒子打开昭告天下后,此后是否还能一切如他所愿?


真正对自己命运一无所知的,是那对女婴。在两个婴儿被动参与的人生实验后半程,是贺建奎的一项18年的随访计划,和整个社会的目光。



日元与亚洲金融危机


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后日元贬值,加速了本国资金的流出,使得其他东南亚国家被动升值,竞争力立马减弱,并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


1885年,日本明治十八年,日本的大思想家福泽谕吉在东京《时事新报》发表一篇题为“脱亚论”的文章。提出,日本要与西洋文明共进退,拒绝与中国,朝鲜这样的愚昧落后的“恶邻”为伍,脱离“亚洲人”。


看到这段话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但是,我们先回退一下,跳脱出现在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结构,回到当时那个时间点。


那时候的你我,作为一个平民百姓,作为“清国人”,可能并不知道什么叫“亚洲”。我们可能会知道当时又签订了一个什么《中法天津条约》,但不一定知道具体的屈辱,我们可能会知道在当年左宗棠和胡雪岩相继去世。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当时,现在习以为常的自我认同概念“亚洲人”,并不存在!


亚细亚“Asia”最初来自于古希腊,值得大致是咱现在浪漫的土耳其。虽然自从16世纪,欧洲传教士就带来了“亚细亚”这个词,但咱也没有说自己就自觉认同自己是“亚洲人”啊,而一直是以“清国人”,“中央帝国人”自居。


直到福泽谕吉这位小兄弟突然宣布,日本要退出亚洲!我们突然才意识到:“喔,原来我们是亚洲人。”当然这也少不了与这个概念相对的“欧洲人”,毕竟这次阐释历史的话语权在他们那里。


从这个简单的概念或者说信念形成,我们可以看出。


  • 我们很多植入大脑的认知竟然都是被别人塑造的,比如“亚洲”的概念

  • 群体的认知塑造是个演进、互动和碰撞的过程,而且现在还在继续。


某些寻常“概念”被人扭曲,可能并没有多大事,大不了得过且过。


但是发生在九七年前后的亚洲金融危机,这种群体性的危机事件,一旦我们对事情的认知错误,那后续的解决方案,危机的预防和下次危机的救助行为,都会由我们错误的认知来决定。


提到东亚金融危机,直到现在竟然还有人批判索罗斯,说他造成东南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是个十恶不赦的恶魔。


当然有人是为了转移矛盾,转移自身的失职。但更多得是,没有半点知识,只是靠煽动情绪,来为自己赚点击和流量,这些人估计连半本索罗斯的书都没看过。


所以本文希望能开个上帝视角,把整个过程掰碎了,大家自然明白谁是谁非了,顺带跟大家一起回顾下东亚金融危机的路径。


1


讲一个故事「视角」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从东南亚统治者的视角来看,索罗斯无疑是个恶棍, 本来本国发展飞速,却被你做空大赚特赚造成金融动荡,所以未来需要加强对热钱流动的监管。


从作为监管的一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来看,在当时,还是芝加哥男孩主导的时候,先不考虑政治因素,他们的价值观是全球资金当然要自由流动,投机套利是你的本事,最终必然是你们本国的监管问题和银行自身稳定性的问题,所以他们做出的建议只能是多喝热水,哦不,财政紧缩,货币紧缩和提高银行的稳定。


但是我们从索罗斯的视角来看,东南亚国家已经过了通过实体经济发展的阶段,进入泡沫经济。过多的外债,过高的贸易赤字并且加上资产泡沫和随之带来的通胀压力。并且,竟然还是汇率和美元挂钩?既然这种情况一定不能持续,那我做空只是顺势而为,甚至还是在帮你们,如果继续放任泡沫,后果只能更严重。


因此我们能看到,一个人看待某个问题所采取的视角,将深刻影响他所接受,倡导和执行的方案。如果视角选择不当,那么从一个漂亮的理论所推导出来的最符合逻辑的政策建议,反而会得出完全错误的答案。


但是,我们竟然缺失了一个视角,这个系统内,一个非常重要但不是很显眼的资金流动的,作为日本的视角。


日本作为二战之前就曾经富过,经验都在,所以战后恢复飞速。并且还有通过让渡部分主权给美国来节省了大量的政治、军事、外部市场的成本,通过“蹭美国的便车”,可以有更多资金来发展本国经济。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日本进行了三轮战后的产业转移,也就是常说的“雁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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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是1960s中期到1970s石油危机前,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工业向外转移去亚洲四小龙,自身产业升级,当然非常成功;


第二轮是1970s石油危机后,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向外转移,自身向电子、汽车、半导体高端技术进一步升级,也很成功;


但是,问题就出在第三轮,伴随着里根撒切尔的全球自由化浪潮,广场协议后日元进一步升值,很多行业都外包给更低成本的地区,而本国产业进一步空心化,服务业化。当然竞争力还是很强,但是后发国家追的跑的速度肯定是比先发国家探索的爬的要快。


简单看下下图。



我们刨去亚洲四小龙的部分不看,东盟四国也就是亚洲四小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从第二次转移开始承接纺织业,第三次转移承接重化工业。


也可以看到咱中国从第三次才基本融入,但是这也是完全正常,我们并不能学习日本。当时,作为两个意识形态不同完全的阵营,我们并不能向日本韩国一样,出让部分主权,来蹭美国这趟车。


2


日本的对外投资有两类,一是通过产业转移的FDI(直接对外投资)来进入实体行业,这种FDI很多其实是配合日本本国产业的供应链,所以在投资的国家能产生对外的贸易顺差。


第二种是通过贷款,或官方(也就是上面我们看到对中国的ODA,无息贷款)或银行自身也就是跨境外币贷款。而这种,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所有危机中的最要命的外币贷款。


无息贷款给中国?怎么可能?可能有些人没听说过。日本从79年就开始无息贷款给中国,但是并不是说日本政府就是爱心爆棚,我们来看下图。



在广场协议前,本来240兑1美元的日元贷款,升到120对一美元就是还款涨了一倍!比如我们借一亿人民币,就得拿两亿来还。在那时严重的紧缩了国内的财政水平。当然如果我们放掉汇率因素,日本的贷款也是战后战败国协议的一部分,自然,日本政府顺便把这当做打开东南亚市场的第一步棋。


当然其他国家的贷款同理,尤其是,在日元广场协议日元开贬以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FDI和对外贷款激增。同时,东南亚的国家自身也在放松监管,大力招商引资(跟我们的并无什么区别)。



可以看到,贷款也呈现一个“雁阵”的规律,亚洲四小龙在90年代的衰退中暂时退场,后来日本的贷款就慢慢倾向与四小虎和中国了。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前一阵出去讲课,问大家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什么?我的答案是1995年的日本阪神大地震,大家笑的好开心,觉得我是在开玩笑,但是,其实我是个严肃的人。


95年的日本阪神大地震在日本历史上也是前五震级的地震,并且震源竟然还是在陆上神户附近而不是在周围海域。日本是一个严重依赖外部资源的国家,广场协议后随着日元明牌升值,日本开始进入泡沫化阶段。升值的日元降低了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虽然日本的贸易顺差绝对值在还在增加,这支撑了日元的汇率,但是日本经常账户占GDP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到已然不断下滑。



但是,在1995年1月17号,随着阪神大地震,一方面海外日本资金突然回流增加的日元的需求,造成了瞬间的日元升值,但与此同时,震后重建会导致未来可能的进一步大量进口和强日元造成的出口减少,这样贸易账户大幅变动的预期造成了日元的贬值和强烈的贬值预期。从上图95,96年的数据也可以印证。


就是因为大地震的预期转向(下图美日汇率到80:1)日元贬值,日元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日元套息交易”。


简单讲下套息交易CarryTrading,是借入低息货币(日元、欧元、瑞士法郎等),投入高息货币(东南亚货币、澳元、新西兰元和巴西雷亚尔等),高息货币相对于低息货币升值就会有盈利。在本文中就是一旦日元贬值套息者不但能收到汇差,还能得到利差和以投入货币计价的资产升值。当然这是最简单的描述,未来有空再细讲。


3


所以我们可以明显的把整个东亚的资金流动分成两部分,日元升值和日元贬值。



在大地震前日元升值,日本主要向亚洲四小虎产业转移,输入的相对更多是外国直接投资FDI,贷款也是流向实体行业。


在大地震后日元贬值,大量套息资金从日本涌向东南亚,伴随着本来东南亚就已经实体经济利润微薄,资金进一步进入虚拟资产推高本币泡沫,尤其是受伤最重的印尼。



用泰国来看,套息资金为什么会流入是因为有巨大的息差激励,尤其我们能看到上图最下面的TMR-JCR的部分,随着大地震,日本央行进一步下调了无担保的隔夜拆借利率0.5%。也就是借日元负债,投入高息泰国资产。同时从94年到95年的净资本流入总值也能印证同样的结果。



保守估计日本流入东南亚的海外贷款就有2600亿美元,尤其是短期贷款并不是来支持实体经济的。


这像什么呢?已经买入一直股票的资金,这个时候他们能做什么呢?对,只能卖出做空。如果说索罗斯是恶棍,那这些躺着来收息差的热钱,是不是也能算作同伙?


在歌舞升平的时候大家都是在赚,收益不断抬升,外币贷款(做多)增加,但是这时突然有人说我不玩了,开始提现走人。



Duang的一声,所有人开始抢跑,而在这个例子中,泰国本国的货币储备就是这个系统的限制条件,因为它的国际资金是自由流动,资本项目并没有限制。所以很多时候完全自由的国际市场资金流动跟股票市场是有不少共同之处。


而在这个上述的故事中,作为主角的日元贬值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 日本国内端来看,贬值的日元加速了日本本国资金的流出,导致日本泡沫破灭后国内的不良债权问题终于开始显现,当然这是个引子。


  • 从东南亚自身来看,日元贬值的反面自然是美元升值,东南亚国家都挂钩美元,自然导致了被动的升值。


被动升值,造成了东南亚本来就不强的竞争力立马减弱,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出口减小,日本的套息热钱进一步流入虚拟资产,这相当于提前埋伏在东南亚身边的炸弹。


当然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最后探讨一个问题,日元抢跑,日元套息交易拆仓的零界点在哪里?


任何金融系统,总有美国的一环。


国际资金流动并没有国界,在1996年12月格林斯潘对美股表达了著名的“非理性繁荣”之后,放出了强烈的加息预期,并且伴随着97年3月25号终于到来的加息。


一方面之前借道日本通过swap或者资金拆借市场流入东南亚的资金,随着逆转的预期流出(平仓资产端,偿还负债端)。另一方面随着日元贬值,日本本国资金流出导致不良债权全面爆发,很多机构需要抽回东南亚贷款(平仓资产端,偿还负债端),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了东南亚短期贷款的流出,并且叠加本国资产的外逃。日元套利资金进一步向发达国家流入。



至此,我们也可以说东南亚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反馈周期:


海外资金通过贸易项目流入实体经济 -> 实体经济边际收益递减 -> 实体的蛋糕被吃完 -> 资金转入资本项目 -> 泡沫经济 -> 随着国际经济周期的不匹配导致贸易项目资金先流出 -> 利差使得资本项目进一步流入套息 -> 外国资金本国资金一起流出 - > 泡沫破灭


我们看到其中每一个过程,都有日元的参与,都有国际游资的身影。


4


可以看到,通篇我们很少分析东南亚本国的状况,不是说东南亚自身没有问题。


高额的外债,经常项目赤字扩大,金融市场泡沫,裙带资本主义,脆弱的金融系统,借短贷长,借外币贷本币。


东亚不同的国家从上述的问题中,随便组合就是一个国家。但这真能解释危机么?东亚国家从开始的繁荣到最后的终结这些问题一直存在,都不是主要矛盾。


东亚经济只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缩影,全球一体化的雁阵正好轮到了那时的东亚,表面看似自身很努力发展,但是在全球化分给他们的只是最基础的加工制造,想要产业升级需要巨大利润,我们看到当时马哈蒂尔造车和印尼发展航空业,结果并不乐观。


所以这里的关键点是,四小龙的腾飞抢在了好的时候,但是轮到四小虎已经空间不够,后面又面临着94年人民币贬值一半的巨大压力。很多时候他们自己并不能主导自己的命运,他们极大的受到外来资本,尤其是占外部贷款总量近一半多的日本的影响。


日本在“亚洲”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演变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从最初的“脱离”塑造了整体的形态意识,又通过之后的“战争”烙下了深刻的刻痕,到现在通过“日元”或有意或无意的依然深刻的影响者亚洲经济的发展。


ps最后这篇文章写的很粗略,具体过程感兴趣的强烈推荐看看沈联涛的《十年轮回》,文章很多数据图都来源于此,你会有更多收获。


参考文献

[1] 沈联涛。十年轮回[M].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5.

[2] 宋念申。 发现亚洲[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3] 付鹏。 日元和油价:carry之王。 2018.



巨变1994

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了20多年不平凡的发展路程。其间有高歌猛进,也有急弯险滩。时至今日,互联网已全面而深入地影响着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20多年来,中国互联网产业迅速崛起,通过技术创新、应用创新和模式创新,走出了一条中国互联网发展之路。


中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与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历史进程高度重合。这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必然。拥抱互联网,是中国自信开放的选择;互联网也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深度融合。


1987年9月,北京市计算机技术应用研究所成功地发出首封电子邮件,内容为“越过长城,走向世界”;1994年4月,中国安装首条64K的国际专线,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至此,中国正式迈入互联网时代。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首份《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1997年10月,我国网民数量为62万人,网站数量4066个,国际线路总容量25.408Mbps。21年后,2018年第42次统计报告中,这3个数字已变成了8.02亿、544万个和8826302Mbps——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几何级增速。


网民规模、宽带网民数、国家顶级域名注册数这三项常常用来描述一个国家互联网发展规模与水平的数据,中国三项数据均名列世界第一,至今已保持整整10年。而网络购物、智能手机出货量和移动支付笔数,这些新的世界第一,则表明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快速起飞,孕育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网易、新浪、搜狐等一系列世界级企业;马云、马化腾、李彦宏、陈天桥、丁磊、张朝阳、王兴……互联网创业家们同样成为耳熟能详的“明星”。而描述这场巨变的维度还有很多。其中,有一个维度格外鲜明,那就是互联网对人们生产生活方式超乎想象的改变。


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原首席科学家钱华林的记忆中,上世纪90年代他和美国同行开会,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请对方写电子邮件尽量简短,“那时候互联网最主要的用途就是收发电子邮件,按字节收费,一封4K到5K的信就要30多元。”而对于河北省石家庄市65岁的普通退休职工王丽娜来说,今年十一假期,她在网上花213元买了两条新围巾;看点评网站的评价试了一家新餐馆;用手机地图导航带全家去郊游,还在微信群里和战友们开了一次“远程茶话会”……


沧桑巨变,肇始于1994年。那一年,中国正式开启了互联网时代。从那时起,中国互联网产业走过了从艰难萌生到泡沫破灭,再到凤凰涅槃辉煌崛起的发展之路。


1

星星之火


1995年4月,24岁的宁波青年丁磊与宁波电信局“不辞而别”,他在CFIDO(Internet普及之前流行的另一个通讯网络)广州新月站的网友们“怂恿”下,买了张火车票奔赴广州。那时,丁磊的一个网友在深圳,是当时国内最“土豪”的CFIDO四线站台Ponysoft的站长,一个在传呼公司润迅上班的年轻人,名叫马化腾。


同年同月,在杭州,一家只有3名员工的小公司也成立了——海博电脑服务有限公司。公司负责人是31岁的杭州英语教师马云。这家公司的主打产品叫“中国黄页”,企业花2万元,就可以在互联网上建一个自己的网页,其中包括3000个文字和一张照片。为了推销互联网,马云在自己的一套说辞前一次次加上子虚乌有的“比尔·盖茨曾经说过……”


2000年,创业初期的马云在湖畔花园召开员工会议。(资料图片)


而在那一年的10月31日,31岁的张朝阳从美国飞到首都机场,这是他回国创业的第一天。日后再次回忆起那个时刻,张朝阳说:“就觉得北京特别冷,还下着雪。”


这些后来成为中国互联网产业的标志性人物,为何不约而同地纷纷在1995年亮相?这显然与199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息息相关。尽管1987年9月,北京市计算机技术应用研究所已经成功地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随后诸如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也先后接入网络,但那时互联网服务的对象只是极少数科研人员。而从1994年开始,一切变得不一样了。当年5月,中国第一套网页“中国之窗”和首个BBS站(讨论版)曙光BBS开通;6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三金工程”有关问题的通知》(金桥、金关、金卡)下发,互联网开始渐渐为普通人所知所用。到了1996年5月17日,中国第一家网吧“卡萨布兰卡电子咖啡屋”在深圳蛇口开门营业。


星星之火,燃了起来。


互联网最先改变的是人们获得信息的方式。一篇名叫《大连金州没有眼泪》的帖子是这种变化的生动写照。1997年10月,福州球迷“老榕”和儿子“小榕”奔赴大连观看世界杯预选赛,但中国队以2比3负于卡塔尔,第六次无缘世界杯。“老榕”将这段经历写成了一篇真挚动人的帖子发在四通利方BBS的体育沙龙版上,48小时内被阅读了2万多次。2周以后,“老榕”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了自己的帖文,这也是传统媒体第一次转发来自网友的文章。那时候四通利方BBS体育沙龙版的版主叫陈彤,正在北京理工大学读研,后来成为了四通利方的第一个编辑,一年后,这家公司改名新浪。陈彤说:“这个帖子让我们看到了互联网对信息传播的巨大效率,这对新浪之后推出资讯服务有决定性的作用。”新浪、搜狐、网易……一直到本世纪初,这些被称为“门户网站”的扛鼎大站,都长得颇为相似——首页充满新闻,有个包罗万象的BBS,并且将各种网站分门别类整理成目录——一种新的信息提供方式诞生了。


互联网也不断改变着人们联系和交往的方式。一开始是电子邮件。1998年3月,网易正式运行163.net,它是国内第一个全中文界面的电子邮件系统。连丁磊自己也没有想到,每天新注册的用户数高达2000人,在半年时间里就积累了30万用户,通过将这套电子邮件系统售卖给其他网站,只有8个员工的网易到年底赚到了400万元利润。


之后则是即时通讯工具的兴起。1999年2月,腾讯的OICQ上线。“说来你可能不信,我刚玩OICQ的时候,到了夜里两三点,所有在线人数竟然不到100人,当时还不叫QQ,标志是只瘦企鹅,也不围围巾。”人民教育出版社网络工程师岳小龙回忆说,1999年他还是中国林业大学的一名大二学生,“其实QQ当时和一个英文软件ICQ非常像,但ICQ不支持中文输入,收不到离线信息,而且其服务器在外网,QQ则放了一个节点在教育网,我和同学们很快就都转向了QQ。”那时的大学生是最方便接触互联网的人群,通过为他们提供服务,在模仿的基础上优化功能和体验,腾讯在一年时间里获得了500万用户。


2000年的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戴着红色围巾的企鹅形象与日后无异。(资料图片)


从获得资讯到创新互动方式,直到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颠覆式变化,年轻一代网民对鼠标点开的新世界产生了意料之外的依赖,网民规模由此飞速增长。1996年冬天,在北京中关村,张树新的瀛海威曾竖起了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这块牌子一度受到交管部门问询:“这条路到底在哪儿?”仅仅4年后,便已有890万网民“走”在这条路上。


那时也是国际互联网第一个热火朝天的“黄金时代”。1995年浏览器公司网景上市当天,股价从28美元一飞冲天至75美元,被视为有史以来股票首日上市交易的“最佳表现”。《华尔街日报》甚至颇为感慨地写道:“达到27亿美元市值,通用花了43年,网景花了1分钟。”资本市场对这些五花八门的“.com”公司着了迷。到1999年,华尔街457个IPO中,大部分是科技股,其中117家公司在上市当天股价翻倍。


这些公司大把花钱,信奉“变大优先”,一路狂奔。2000年1月举行的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超级碗”,有17家网络公司赞助,30秒广告的价格超过200万美元。如今早已湮没无名的iWon.com在一场电视竞赛中,送出了头奖1000万美元。


在中国,故事也以相似的方式发生。1999年7月,中华网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成为第一只海外上市的股票。2000年寒假,当时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大三学生的孙毅,奋战在北京五道口电影院楼上一间破烂的办公室里,隔壁就是清华大学。“我那时课余时间给一个现在早就找不着了的网站作策划。他们都想争夺大学生,今天送玫瑰花,明天送可乐,后天送鸡腿,比着‘烧钱’。现在想想特别不可思议,好多几十万元预算的活动就是几个学生自己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想出来的,那可是2000年的几十万元啊……”当所有人都在做着一场名叫“未来”的美梦时,浑然不觉危机悄然而至。


2000年3月10日,美国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达到了史上最高的5048.62点,在一年中翻倍。但接下来,纳指一路狂泻,到3月15日已跌至4580点。到2002年10月9日,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至1114.11点,缩水近80%。“互联网泡沫”破裂了。


然而,在资本退出和融资扩张的巨大压力下,国内三大门户网站上市已经“箭在弦上”。2000年4月,新浪率先在纳斯达克上市,7月则轮到网易和搜狐。时任新浪CEO王志东说得相当坦白:“其实那时候我也知道泡沫正在破灭,但怎么能不上市呢?硬着头皮也要上。”


对于孙毅来讲,那个春天只是让她失去了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但对于中国互联网产业来说,却面对着更加严酷的生死存亡。新浪跌破发行价,搜狐从13美元跌到第二年10月份的0.8美元,网易连续9个月股价在1美元以下,市值蒸发90%。


“短短一年内,中国互联网就从狂热到骤冷,从热捧到抨击,从掌声到唾骂,从得意到失意,走完了两个极端间的全部历程。”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方兴东说。


归根结底,这种变化在于“.com”公司们没有真正创造出可以安身立命的商业模式。在当时,网络广告在整个广告行业份额不足,消费互联网尚在孕育之中,向网民收费提供服务又缺乏好的突破口,互联网行业的盈利模式极度匮乏。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中国互联网产业的“救星”,是黑白手机屏幕上滚动的一条条短信和电话响起后的音乐铃声。2000年11月,中国移动推出了一项新的增值业务“移动梦网”,包括网上发短信、天气预报、短信答题、短信图片、铃声下载……一系列增值服务均由合作伙伴提供,费用从用户的手机话费中扣除,收入则由中国移动和内容提供商二八分成。靠这些一分一毛攒起来的收入,中国第一批网站活了下来。


2001年6月,腾讯第一次实现单月盈亏平衡,到年底,1000万元的利润几乎全部来自移动梦网。网易则在2002年第二季度成为中国第一家盈利的门户网站。


搜狐CEO张朝阳将移动梦网比喻成“救命稻草”,他说:“硅谷还一地狼藉,但靠着点对点的短信、游戏和铃声,看起来似乎不像互联网的东西,网站终于获得了收入。那时候在搜狐,无线增值服务的收入占整体收入的60%。”


记者旁白:“世界是平的”,这句话经常被用来描述全球的互联网产业,这不仅仅是因为互联网服务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意味着从诞生开始,它在模式、资本等一系列维度上都体现出全球化的鲜明烙印,中国互联网企业们所经历的这一场“互联网狂欢”,也正是这句话的写照。


但与此同时,腾讯在模仿ICQ推出OICQ之后不断的功能优化与迭代,已开始体现出以用户体验为先的“互联网思维”,而移动梦网在中国的成功也远远超过其所效法的日本运营商。这说明,中国互联网用户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特点——热爱社交和互动。这种特点不仅体现在无线增值业务,盛大在2001年上线了第一款代理游戏《热血传奇》,陈天桥的选择同样源于“它和当时国外流行的网络游戏不同,操作非常简单,却设置了丰富的玩家间交流和互动的功能”。艰难与喜悦之间,互联网企业开始体会到用户的独特之处,并最终为中国互联网产业涂抹上鲜明色彩。


2

大风起兮


2003年,“非典”爆发。从当年5月7日到19日的12天里,全球的客户致电阿里巴巴客服,惊讶地发现接起电话的,有时是声音苍老的老人,有时是稚嫩的孩子,他们说:“你好,这里是阿里巴巴。”


“因为有员工疑似感染被送进了医院,其他人都要回家隔离12天,这些接电话的就是他们的家人。但除此之外,客户并没有发现公司有什么异常。5月7日当天,我们的中文站还更新了12500多条商机,破了纪录。在传统行业,这是不可想象的。”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回忆说。


阿里巴巴能把工作场所迅速地从公司“无缝”转移到员工家中,正是凭借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几年中翻天覆地的变化——宽带来了。1999年初,全国拨号上网用户占全体网民的80.9%,到了2003年年中,这个数字下降到66%,2005年宽带上网用户首次超过拨号上网用户。“2005年是我国互联网发展的一个拐点。宽带大大降低了上网成本,由此带来用户规模迅速增长,语言差异和本土化需求催生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垂直应用,而更快的网速也让实现这些应用成为可能。”曾任视频网站优酷CEO的古永锵说。


2005年年中,中国网民数量突破1亿人,2008年年中,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53亿人,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上网已不仅仅是“赶时髦”,互联网开始深度介入用户的生活、工作和娱乐。


对于中国互联网产业来说,此前“互联网泡沫”破裂带来的凛冽寒冬还让人心有余悸,“怎么赚钱”成了互联网企业拼命思考的问题,但围绕这个问题产生的答案却令人惊讶——从“收费”到“免费”。


消费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成为这一时期最为响亮的主旋律。2003年5月份,淘宝网上线,随后以“免费开店”为主题的广告出现在北京地铁一号线上。但在易趣,每卖出一件商品,平台要抽成1元。到了年底,淘宝实现交易额3400万元。再加上易趣、卓越、当当……那一年网络购物的交易额达到了7.9亿元,增速高达116.2%,而那时只有11.7%的网民选择网络购物作为自己经常使用的网络服务。到了2008年,已有4600万网民有了网购体验,全网交易额达到1281.8亿元。


在2018年“天猫双11全球狂欢节”上,大屏幕显示“双11”全天成交额(11月12日摄)。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变化不仅仅停留在数字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电子商务集中在图书音像品类,原因很简单,图书音像产品都是单价不高的标准品,消费者容易跨过心理障碍在线上下单。那时,卓越网以销售十几万套《大话西游》VCD“一战成名”,当当网创始人李国庆更是书商出身。但是,到了2008年,服饰、手机、化妆品、家居日用、户外运动则占据了网购热销品类前5强,电子商务真正开始服务人们日常消费的方方面面。


在“免费开店”的大旗之下,网店店主开始成为新的热门职业。“反正不要钱,不如试试看。”2006年,江苏省睢宁县沙集镇24岁的青年农民孙寒,在淘宝上挂出了一批移动充值卡,两小时卖出30多张,“感觉这好像是门生意”。2007年,他在网上开起了自己的家具店,销售板式家具,没想到,这成了小镇新的支柱产业。“过去镇上的农民除了种田,就只有出去打工,但后来全镇都开网店卖家具,大大小小的店开了几千家。”孙寒说。来自淘宝网的数据显示,2008年,有57万人通过在平台上开店实现了就业。


电子商务一飞冲天,引来国际巨头对中国市场的关注。2003年6月,eBay宣布以1.5亿美元收购易趣网66.6%的股份,加上之前3000万美元购得的易趣网33.3%股份,易趣成为了eBay中国站。2004年8月份,亚马逊则以7500万美元收购了卓越网。


但“赚钱王”的桂冠还是要戴在网络游戏头上。那时网络游戏的主流商业模式是售卖点卡,玩家根据游戏时长消耗点数,只有付费才能玩游戏。当时仅有100名员工的盛大在2003年的收入达到6.33亿元,净利润2.73亿元,仅《热血传奇》每天就为盛大带来100万元收入。


这样一个日进斗金的好买卖,却突然要“免费”了。2005年11月,盛大先后宣布旗下三款主打游戏《梦幻国度》《热血传奇》《传奇世界》“终生免费”,随后在2006年4月,以营销“脑白金”闻名的史玉柱同样宣布,其巨人网络首款自主研发的游戏《征途》也将“终生免费”。


从电子商务到网络游戏,“免费”其实意味着另外一条后来被中国互联网产业各个细分领域所千百次效法的模式——“羊毛出在猪身上”。最基本的免费服务带来人气,人气带来流量,流量总能够找到方法变现。


而在淘宝的玩法里,众多免费的网店提供着海量的商品,这些商品又吸引来海量的用户,将广告展示给他们就有了价值,广告当然要收费。此外,主打精准营销的淘买家、类似竞价排名的淘宝直通车和提供包括免费图片上传服务等在内的淘宝旺铺……一系列增值服务也在为淘宝带来滚滚利润。


盛大和巨人的免费策略带来了大量玩家,但想在他们中“脱颖而出”则需要购买游戏道具或者打造装备。和以时长计费的点卡相比,这样的方式让“人民币玩家”的消费几乎不存在极限。


商业模式的变化,显然是对用户心理更为精准的把握,这同样体现在对低线市场的开拓上。网吧的流行让县城和农村青年也有机会把时间花在网络上,《征途》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他们的诉求和信息获得渠道。史玉柱曾相当直白地表示:“我知道欧美和韩国流行的游戏都是3D游戏,但缺少电脑使用经验的用户,看3D容易头晕,所以《征途》一定要做成2D的。”他甚至给销售人员出主意,让他们去敲开那些乡村小店的门,跟店主商量能不能一个月花几十块钱把《征途》的小广告贴在门上。


赚钱、赚钱、赚钱!百度以竞价排名从中小企业吸金;腾讯以QQ秀、QQ会员、QQ空间等一系列围绕QQ产生的增值服务“打下一片天”……和三大门户网站上市前只能在招股说明书上大肆夸耀浏览量和用户数不同,此时走向纳斯达克和纽交所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多半都有了能自圆其说的商业模式。也正因此,资本市场为中国互联网第二波上市潮,准备了一个又一个惊喜。


携程首先敲开了上市的大门。在沉寂了两年半后,2003年12月份,携程成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排头兵”,登陆纳斯达克,发行价18美元,首日收盘价33.94美元,涨幅88.56%,创造了纳斯达克3年以来股票上市首日的“最佳表现”。2005年8月份,百度挂牌,首日从27美元的发行价直接上跳到收盘价122.54美元,354%的涨幅直接创下美国股市5年来的发行首日涨幅纪录。2007年11月份,阿里巴巴在港交所上市,公开发售部分获得56.62万份申请,一手中签率仅有6%,上市首日收于39.5港元,和发行价13.5港元相比大涨192%,成为港股史上首日涨幅之最……


但令人尴尬的是,海外投资者在描述这些中国互联网“新贵”时,“中国的+美国知名网站”成了一种约定俗成:“中国的谷歌”,这是百度;“中国的Facebook”,这是校内网;“中国的Youtube”,这是优酷和土豆。在海外投资者看来,互联网在硅谷的每一点风吹草动,都被迅速复刻到了大洋彼岸,依靠巨大的市场,加上合理的本地化,多半都走得通,但中国公司的创新力却屡受质疑。


果真如此吗?淘宝和eBay,百度和谷歌,QQ和MSN,他们在中国市场近乎惨烈的捉对厮杀中,外来客都输了。这其中,QQ和MSN的一战特别具有象征意义。


比如,那个手握5位数QQ号的网络工程师岳小龙。“2004年左右,我和同事们就很少用QQ了,当时大家觉得,QQ是学生用的东西,简洁的MSN‘小绿人’看起来更商务和洋气。有一阵子,包括我们的客户在内,大家都不好意思在名片上印QQ号。”的确,那一年MSN在商务领域的占有率过半,达到53%,新增用户中有95%都来自QQ。但3年之后,岳小龙的名片印上了QQ号。“就是因为两个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功能,MSN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一个是文件断点续传,一个是群组,实在没法用下去了。”另一点被众多用户吐槽的是MSN“神慢”的响应速度,MSN在国内运行的9年时间里,居然一直没有客服电话,哪怕遇到盗号等需要迅速解决的问题,也只能靠写邮件来申诉,一两周得不到回复的情况屡见不鲜。


MSN之败,败于“跟不上节奏”,在产品、开发、运营、推广上傲慢、混乱、迟钝。MSN之败也充分说明,在硝烟弥漫的中国互联网市场,用户已经开始变得成熟而挑剔,模式创新可以争取用户,却无法留住用户,只有不断适应用户需求,创新功能,提升体验,快速响应,才能真正在高地上插上胜利的旗帜。


记者旁白:2005年初冬,校内网创始人王兴去见著名投资机构红杉资本的合伙人沈南鹏,他临时在出租车上写了一张纸的商业计划书,结果还丢了。2007年深秋,史玉柱穿着白色运动服走进纽交所,成了史上不穿正装上市敲钟“第一人”。单看这些段子,仿佛中国互联网从业者和硅谷天才们一样漫不经心、特立独行。但事实并非如此,阿里巴巴的直销团队最喜欢硬面皮包,里面装合同可以不弄皱,外面还可以用来对付客户厂房门口的看门狗。为了推广自己的网络实名服务3721,“红衣教主”周鸿祎一天辗转三四个县城请代理商吃饭。无数苦活累活才积攒起有效的商业逻辑,堆积起一个个能直击“痛点”的产品。


但在另一方面,巨大的野心和欲望也带来一系列“击穿底线”的行为,从恶意扣费到游戏沉迷,从强迫安装流氓软件到搜索引擎上竞价排名……在野蛮生长中,互联网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监管层的视野,新模式新业态如何健康成长,也成为整个产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3

食指 拇指


10年前你的哪个手指和互联网接触最多,现在呢?大部分人会回答,10年前是点击鼠标的右手食指,现在则是在手机触摸屏上划来划去的右手拇指。


这一变化源于2009年1月7日。在那一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放了3张3G牌照。


但当时,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移动互联网将带来颠覆性变化,人们谈论更多的还是视频通话、手机电视等仅仅体现“网速快”的领域。马化腾是率先醒觉的一个。他在2009年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未来手机上网人数不但会翻倍,更重要的是场景会更加丰富,生活碎片时间也能用来使用网络,这种变化一定会改变人们的生活。”


2009年初,我国手机网民仅有1.17亿人。2013年底,手机网民数已突破5亿人。2012年6月,手机网民数量全面超过台式电脑网民,手机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同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智能手机市场。


手机互联网用户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如何争?2011年8月,北京798艺术中心,雷军带来了颇为“刺激”的视频短片,片子里,包括时任金山网络CEO傅盛,多玩网总裁李学凌,乐淘网CEO毕胜等人一起高呼:“我们要小米!”——小米来了。


小米带来了“互联网手机”这个新词,随后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跨界手机”纷纷登场,阿里巴巴和天语合作推出大黄蜂和小黄蜂、百度和长虹合作的百度云手机、盛大的竹书手机……尽管如今的市场上它们已经不见踪影,但和言必称“生态”的小米一样,互联网巨头们的心思相当“赤裸”——以手机作为抢占移动互联网入口的工具,通过预装应用,将更多用户聚拢到自己的平台上。


“春江水暖鸭先知”。互联网的内容生产者们首先感受到了变化。知名网络作家蝴蝶蓝表示,在他创作网络小说的初期,尽管平台有各种反盗版机制,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盗文网站依然会把整章内容拷贝成图片挂在网上。但当大家使用手机读书时,会发现看盗文很不方便,下载图片还费流量。”


市场研究机构易观则在其《中国移动阅读产业研究报告2013》中写道:“随着移动支付的发展,小额支付相比电脑端阅读更加便利,用户付费习惯逐渐建立起来。”


备受盗版困扰的内容产业终于在手机端看到了“曙光”。和网络文学一样,数字音乐服务商们也有了推行正版的“底气”。“中国台湾的‘金曲奖’要搞一个论坛,请我参加,我不敢去,因为不知道去了说什么,说盗版吗?但后来我敢去了,因为数字音乐终于走上了一条健康的路。”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副总裁吴伟林说起这些事感慨万千。在正版化的推动下,2013年中国网络音乐市场收入规模达到74.1亿元,同比增长高达63.2%。


但对普通人来说,手机让消费决策真正找到了线上线下联动的契机。


在手机上网普及之前,互联网与消费联系最紧密的始终是网络购物,快速成熟的消费互联网让千百万中小企业能够直接触达消费者。2013年“双11”,天猫和淘宝在24小时卖出350亿元,全国当年网络交易额达到1.85万亿元,中国超过美国成为网络购物第一大国。但是,线上和线下并没有真正打通,餐饮、家政、美容美发等众多本地生活服务类企业“触网”无门,难以通过没有边界的互联网进行推广或进一步完成交易;而线下零售业更是因为沦为“试衣间”,被抢去大把生意,和线上网购“剑拔弩张”。


移动互联网成为突破的“支点”,率先“现身”的是团购网站。2010年3月4日,美团上线了第一个团购产品:梵雅葡萄酒品尝套餐。用户支付50元,就可以到现场体验两种干红、一种干白和一种冰酒,79名用户在那一天率先“尝鲜”。借此,本地服务商家“杀”进线上。此后,3月14日窝窝团上线,3月15日F团上线,3月16日拉手网上线……尽管实物团购同样是团购网站重要的内容,但交易体量始终和电商巨头们不在一个数量级,真正让消费者记住的还是那些烤鱼、西餐、洗车和美甲体验的团购券。到2011年8月,市场上的团购类网站多达5058家,被形象地称为“千团大战”。


来得容易去得快。伴随着服务质量参差不齐、退款难、体验差等诸多问题,团购热潮“昙花一现”。但今天再回头审视“千团大战”,它依然为后来O2O和移动支付快速推广提供了土壤。一方面,团购将线上检索和购买与线下消费结合起来,让网站们第一次开始“亲密接触”线下商家,了解它们的痛点;另外一方面,为了适应团购需求,线下商家也在硬件和系统上实现了初步数字化。


用户从电脑端向手机端大迁徙,也在改变着从业者的选择。在开发者端,借由苹果应用商店、谷歌应用商店和国内分发平台渠道,口碑效应让开发者可以更容易地触达用户,再加上便利的支付体系,让小公司也可以借“爆款”应用“一夜成名”。


“那时候我觉得移动互联网一定会给开发者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但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才能抓住这个机会。那时,我每天在百度上搜,看什么关键字用户搜的最多。还到处翻各种应用商店的榜单,看用户到底喜欢什么,团队前前后后做过100多个应用尝试。”杨永智说。


借由移动互联网,开发者们也开辟出新战场。杨永智的团队作出了海豚浏览器,并和触宝输入法、GO桌面及猎豹安全卫士等“小伙伴”一起,长期占据欧美各国移动应用商店工具类下载榜单的前几名。


“一方面,中国开发者们非常重视快速响应和用户体验,这是中国互联网市场在久经考验后形成的‘惯性思维’;另一方面,在商业模式上中国开发者可以熟练地在获得流量之后让流量变现,这种单点突破的思维模式是美国和欧洲公司不具备的。”投资机构纪源资本管理合伙人童士豪说。


对于在传统互联网时代纵横捭阖的大公司们来讲,移动互联网的风潮也引发了他们的焦虑,如何通过“明星产品”建立自己在移动端的话语权是最直接的考虑。2010年底,腾讯广州研发部总经理张小龙带着原本研发QQ邮箱的同事们挤在一间10人大小的会议室里折腾一个新的手机聊天软件,借由免费的语音留言功能和朋友圈,这个应用在上线433天后用户从0增长到了1亿,微信从此成为腾讯手中最强力的“超级入口”。此时,支付宝无线事业部的产品经理孟超峰则忙着改造阿里巴巴公司内部食堂和自动售货机,让员工可以扫一个看起来稀奇古怪的二维码就能买水结账,这份移动支付解决方案最终成为支付宝通向线下的核心功能。


记者旁白:2010年“逼迫”用户在360产品和QQ之间“二选一”的“3Q大战”直到今天还让人记忆犹新。2011年底,因管理员明文储存用户密码导致600万用户邮箱账号密码被泄露,则让人们对互联网公司的疑虑达到高峰——对于互联网公司们来说,用户到底算什么?是否仅仅是用来说服资本的筹码,或是停留在财报上的光鲜数字?互联网公司在应对竞争时,究竟该如何考量用户权益?随着互联网公司掌握越来越多用户核心隐私信息,亿万普通网民在要求行业自律的同时,更需要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出台来填补“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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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已来


现在,无数普通人在菜市场扫码支付,扫脸过安检,通过微信挂号看病,生活方式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研究机构“瞭望智库”的一份报告显示,从2013年到2017年,中国的科技创新带来了民众“获得感”的持续提升,科技领域“获得感”得分5年间增长72%。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融合,重构了传统行业的业务流程,帮助传统行业实现数字化转型,从新零售到工业互联网再到公共服务,因网而生的新经济,正在成为代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名片。


2017年10月31日,腾讯公司旗下“微信支付HK”团队在香港发布最新支付功能。王 玺摄(新华社发)


回头来看,移动支付无疑是连接线上线下最重要的一块“敲门砖”。2014年初,当时还叫滴滴打车的滴滴与快的之间的“补贴大战”则是绕不开的标志性事件。在80天的时间里,背靠腾讯和阿里巴巴两棵大树,两家网约车企业“烧”掉了将近30亿元。“第一批发放的补贴有一个多亿,签单的时候手都一直在抖。”滴滴出行CEO程维对大战的“残酷”记忆犹新,因为融资来的钱是美元,换成人民币需要时间,他还曾翻着手机通讯录借钱:“哪怕10万元都要借,打了二三十个电话凑钱,一个晚上借了100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补贴大战”也成为推动用户尝试移动支付的支点。在那个春天,微信支付通过“滴滴打车”每日能完成400余万笔交易,成了主流移动支付工具,支付宝每天手机支付超过2500万笔,支付打车费用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腾讯和阿里巴巴合演了移动支付最好的一部广告片。”雷军如此评价。


从2014年到2017年,我国移动支付业务笔数由45.24亿笔增至375亿笔,交易金额也从22.59万亿元急速攀升至202万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勇坚表示:“我国移动支付的普及程度以及便利度,均已超过了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移动支付第一大国。”


对于互联网公司们来说,广泛地涉足线下,来自于他们对互联网“下半场”的判断。首先提出“下半场”概念的王兴表示:“互联网公司需要证明自己所积累的核心竞争力,能够持续地为消费者、为客户创造价值,也能够为投资人带来价值。”从互联网经济本身来看,网民增速趋缓,“人口红利”正在消退。从2013年6月到2018年6月,互联网普及率由44.1%缓慢攀升至57.7%,增加了13.6%,但在上一个五年,这个数字却是25%,这意味着互联网经济必须从把握“增量”转向挖掘“存量”,以技术和服务创新,在传统领域中寻找新的增长机会。


政策利好也在不断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加码”。2015年,“互联网+”现身《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新经济”也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互联网+”、双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战略规划成为我国努力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机遇的重要举措。2016年11月,《网络安全法》出台,2018年9月,《电子商务法》颁布。“从战略规划到法律法规,顶层设计为新经济新产业和新业态指明方向,也在不断平衡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李勇坚表示。


重要的推动力还来自技术“风口”的不断涌现。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这“四大金刚”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已经启幕。“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产业生态体系快速形成,重点领域核心技术取得突破,都让我国有能力把握这一轮科技革命的窗口机遇期,以创新驱动发展新经济。”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室所长鲁春丛说。拿人工智能来说,2017年我国人工智能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分别达到4.6284万件和1.7477万件,授权量同比增长34.9%。


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也表示,中国仅仅花了两年时间就在人工智能方面奇迹般地崛起,在应用方面,中国实际上已走到美国前面。当今在电脑视觉、语音识别和无人机方面最有价值的人工智能企业都是中国公司。


“融合”与“赋能”由此呼啸而至。得益于移动支付的普及和成熟发达的消费互联网,零售业和本地服务业成为“排头兵”。


在零售业,小商小贩们也感受着支付方式变化带来的快捷便利。在北京丰台区马家堡地铁站附近开了10年菜摊的安徽大叔胡玉平告诉记者,如今超过9成以上的顾客都会用手机支付。“一天收到的现金不到100元,一个月也不用去银行换零钱。手机付账也安全,再也不用担心收到假币了。”


大商家则从新零售中汲取着更多“智慧”。百丽国际新零售运营中心负责人李文卓告诉记者,今年百丽在线下零售店陈列的每款鞋子的鞋底上做了智能芯片,可以采集被顾客试穿的时间。“1月份,有一款新鞋试穿率一直排名第一,但转化率只有3%,试的人多买的人少,说明这款鞋子样子漂亮,但不舒服。我们对它进行了鞋楦型的修改,3月份重新推出后销售量增加了5倍。”


深度融合甚至还带来新的商业模式。在居然之家北京金源店,卖场大屏上展示着被称为“装修试衣间”的产品,包括天通苑、炫特区、远洋山水等北京100个新小区的居民装修前就可以通过这个产品直接“打扮”自己的新家,查看效果。“2018年‘双11’之前,居然之家完成了对27个城市、41家门店的数字化改造。”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朋说。


在以餐饮为代表的本地服务业,线上线下的打通同样经历着从效率到效能的改变。截至今年6月份,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3.64亿,今年第二季度外卖单季交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元,增长不仅来自线下餐饮商家的广泛参与,还在于借助智能配送体系,市场主流外卖平台物流配送效率的大幅度提升,借由自己“最后一公里”的配送优势,美团、饿了么这样的外卖巨头,还在探索自己在生鲜、药品等诸多本地服务上的新布局。


在消费之外,制造业也在随网而变。在珠峰脚下的西藏定日县扎西宗乡巴松村,24岁的藏族小伙子次仁格旦和父亲一起经营着一家叫牛头旅馆的家庭旅馆,旅馆前台挂着充满藏族元素的T恤衫,“我把拍的照片在微信上发给上海的设计师,请他们设计,再把设计稿发给网上找到的一家位于江苏太仓的服装厂生产,生产好的T恤衫再快递给我。虽然我和设计师、服装厂一直没见过面,但我们都成了朋友”。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通过互联网,他们的制造资源被充分地利用起来。而对于大企业来说,工业互联网经历着从数字化到网络化再到智能化的发展过程,互联网对制造业的帮助不再仅仅停留在精准营销上。“比如我们在云平台上设置一个参数,机器温度150摄氏度算正常,152摄氏度就是异常,一旦发现异常,实时采集的信息就会被直接推送到负责人的手机上,这样人和机器就联系在了一起。”工业互联网服务商深圳华龙讯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龙小昂说。


人工智能甚至还在完成过去人做不到的事。“在轮胎生产中,混炼胶始终是个难题,不同胶源产地、加工厂、批次等数千个复杂因子相亲相斥,每个变化都会影响橡胶块质量。”老牌橡胶企业中策橡胶副总经理张利民感受到新的力量,“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工业大脑能在短时间内处理分析每一块橡胶的出身,匹配最优的合成方案。半年内,混炼胶的平均合格率就提升了3%至5%。”


互联网还在改造公共服务,让智慧城市更加名副其实,也让“最多跑一次”成了政府对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承诺。“广州市行政审批服务效率比承诺时限平均提速60%以上;青岛设立‘一窗式’企业业务联合办理,平均办理时限为1.39天,提速82.6%;福州网上审批和项目全程代办按时办结率达100%,最快办件时间3分4秒。”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拿出了一个个数字,“‘互联网+政务’正在成为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抓手’。”


不过,无论新技术、新模式还是新业态,百花齐放、“换道超车”的中国新经济仍要谨防“虚火”和“泡沫”。


资本的冲动与狂热已经在共享经济中体现得淋漓尽致。2016年1月的某一天,ofo小黄车的创始人兼CEO戴威和联合创始人张巳丁趴在北京国贸三期外面的栏杆上,在手机搜索“金沙江创投 Allen”,才能确认刚刚和他们谈话的就是著名投资人朱啸虎,然后激动地冲回去接受了对方1000万元的A轮融资。这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只是资本冲动的开始,随后包括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甚至共享篮球和共享马扎,“共享大军”更像是停留在PPT和新闻稿里博眼球的噱头,一拥而上又一哄而散,资本“闭着眼睛”进入这个领域,浪费的不仅是真金白银,还有本来就有限的公共资源。尽管上述故事还没有走到结局,但哪怕是最成熟的共享单车领域,摩拜被美团点评收购,ofo仍在是否要“低价卖身”的选择中挣扎,在城市各个角落堆积成山的“僵尸单车”们无声地诉说着:线上线下的融合必须真实地面对消费者的“痛点”,资本支撑的野蛮生长在“闯出新天地”的美好梦想之外,更有“突然死亡”的可能。


同样面对一道道崭新考题的还有监管。包容审慎的监管曾经保护了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创新热情。“也就是‘先发展,后规范’。比如网约车的政策框架《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于2016年,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才出台的。《电子商务法》也是在电子商务产业相当成熟后才出台的。”李勇坚说,随着线上对线下诸领域的深层次介入,如何考虑政策引导和依法管理并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化解网络风险,保护公众利益,同样是政企之间良性互动的根本。“监管部门需要准确把握行业的动向,根据行业发展,及时建立起科学弹性的政策评估框架,也要学会采用先进技术参与监管,比如以大数据来支撑监管决策。”


记者旁白:线上线下融合的高歌猛进,让来自中国的技术与模式创新向发展中国家辐射,也在带动发达国家市场的发展与创新。在马来西亚,杭州通过大数据实现的特种车辆优先调度方案被吉隆坡引入,测试显示救护车到达现场的时间缩短了48.9%;在日本,手机游戏《荒野行动》甚至在没有日文版的情况下,就以简体中文版高居苹果应用商店下载前列;在印度,最大的移动电子钱包Paytm,背后是来自蚂蚁金服的技术支撑……来自中国的创新能量开始服务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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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其意义不仅在于讲述着一个个传奇,塑造出一个个明星企业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从Copy To China(中国模仿)到Kaobei From China(效法中国)的过程中,其展现出技术强大的推动力,彰显出把握消费者痛点所能获得的巨大回报,以及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所激发出的蓬勃生命力。


回眸中国互联网20多年发展之路,再向前看,我们坚信,未来已来,未来还将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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